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起起伏伏，盛衰相乘。这是个规律。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大学亦不能例外。
历史地看，不论势所必然，还是风云际会，中国海洋大学与山东大学自1929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批准成立，至1958年10月山东大学大部迁去济南的30年，是两校历史上的共同期。这一点，在1998年两校就用官方文件予以确认。①共同期内的1930—1936年是学校办得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常被人们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津津乐道。有人谓之“黄金时期”“辉煌时期”，更有甚者称之为“第一次人文辉煌”。经我们考证，这些说法要么不确切，要么名实不符。鉴于此，中国海洋大学官方修史弃之不用，而以“兴盛”一词代之。再考虑到这个阶段时长不过七年，在学校百年史上可谓终食之间，故称之为一时兴盛。
那么，中国海洋大学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如何？办学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不能用“辉煌时期”或“人文辉煌”表之？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国运之艰—覆巢无完卵
1930—193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战乱频仍的阶段。先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混战，以1930年中原大战为开端，继有宁粤分裂、福建事变、川军内讧，搅得国无宁日，百姓遭殃。再有蒋介石施行独裁政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并对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围追堵截，欲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于死地。不义之战自然以失败告终，却枉耗了国力，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民生困苦。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中华民族正面临更大危难。
1930—193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阶段。这七年几乎没有完全风调雨顺的年份。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波及16个省，伤亡之惨重为近代史上罕见；1932年全国性旱灾，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引发严重饥荒；还有1933年的黄河大洪水、1934年的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旱灾、1935年的汉江大水灾、1936年的局部旱灾和蝗灾等。由于国民政府救灾能力低下，放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
总之，这个阶段的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国运艰难，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位于青岛的这所大学虽偏安于一隅，但也难免不遭波及。学校的国拨经费不到位，青岛和胶济铁路局的协款逐年递减，就是明证。此种局势下，即使学校图兴之业始有所成，也断然称不上什么“辉煌时期”或“黄金时期”！殊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二、办学之实—据史说真相
客观地说，由于杨振声、赵太侔两位校长的精心谋划及倾力经营，1930—1936年学校的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这在《中国海洋大学史·历史卷》中有详尽记载，读者如有兴趣，可以一阅。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根据校史予以综述，简明扼要地作以介绍。
（一）管理有方。民国初期的大学，校纪松弛，学风涣散，杨振声视之为“误人子弟，毁国家命脉”。他出任校长后力戒此弊，从严治校，强调“课程要有次第的组织，不能凌乱；学则要严格执行，不得通融；学校的一切行政皆严守规程，不能任便”，为形成良好校风奠定了基础。
杨振声、赵太侔实施并不断完善“权在校长之上”的校务会议制度。校务会议除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外，还吸收教授参加，共同议决章制立废、教师聘任、教学管理、学生奖惩、基本建设等事项。这种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模式，既减少了行政层级，又赋予教师群体参与校务管理的权利，既有利于决策做正确的事，也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学业管理素主严格。施行学分淘汰制，每学年的课程、学分数、合格线均有明确规定，不合格者或重修、或留级、或退学，不得通融。平时上课堂堂点名，连教务管理人员也常到教室抽点。期终考试集中于大礼堂进行，花排座位，每个同学前后左右都是不同课程试卷；试卷事前密封，临考前数分钟启封；监考严密，连教务长都堂堂到场；一旦发现作弊者，便逐出考场，试卷画零分。毕业论文要求高，指导教师认为有异议的，学校组织口试，口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这种从制度设立到实施全过程的认真管理，造就了勤奋、刻苦、笃实的学风，保证了学生培养的质量。举例来说，1934年和1935年，学生参加中山文化教育馆举办的生物学、物理学考试及征文比赛，获奖人数及等次位列参赛大学之首。1936年“严持约纪念奖金”面向全国大学征集“工业化学”论文两篇、文学作品两篇，化学系勾福长获特等奖。上述论文、征文均在国内知名刊物发表，也有国外刊物摘要转载，获得学界很高评价。
（二）延聘良师。杨、赵两位校长在延聘师资上，既重声望，更重才华及潜力。列举这些教师的姓名，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中有人们熟悉的闻一多、梁实秋、老舍等文学名家，也有人们不熟悉的黄际遇、汤腾汉、曾省等科学名家；有沈从文、游国恩、洪深等文学翘楚，也有王普、王淦昌、曾呈奎等理工俊彦。两位校长尤为重视院长、系主任的聘请。1930年夏，杨振声到上海聘请闻一多、梁实秋，既诚意满满，又讲究方式。他对闻、梁说：“讲风景环境，还是青岛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绝不勉强。”两人接受了这种“先尝后买”式邀请，在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便欣然应聘，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
20世纪30年代，在学校生物学系任教的童第周（右二）、林绍文（右一）、曾呈奎（左二）等在学校科学馆前留影
文理群贤毕至，青年才俊云集，为学校一时兴盛提供了人才支撑。
（三）夯基筑台。这一阶段，虽然学校的办学经费拮据，但杨、赵两位校长想方设法撙节行政费用，不吝用于基本建设，夯基筑台。杨振声说：“经常费节省一点……能增加一本书、一件仪器，都是永久的，是百年树人的基础。”从1930—1936年，学校的基本建设费近40万元（指银元。笔者注），约占同期支出的15%。先后建成体育场、科学馆、水力实验室、工学馆和体育馆，图书、仪器等也不断充实。赵太侔说：“总算建设了相当的基础，可以供作研究。”教务长杜光埙，年轻教师王淦昌、任之恭等在回忆这段岁月时，都对学校把行政人员减至最少、行政费用降至最低，精打细算搞建设的做法赞赏有佳，认为这是学校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教学勤奋。正因为有了良好的条件，又加管理上的严格要求，教师上课认真，讲求效果。“娃娃教授”王淦昌回忆：“国立山大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至理。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学习，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外文系教授洪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天甫漏曙，图书馆中已有人满之患。夜分月暗，化学实验室内犹有人持罇倾瓶分析试验，助教一人，虽倦极欲眠，仍坐守指导一切。”学生徐碧宇回忆，想要合格，势必得努力学习。“星期日、寒假、暑假一样得拼，只要开门，进得去，管是什么时候，图书馆、实验室、绘图室，全是有人的，全是在那儿拼的人。”教师认真教，学生勤奋学，教学效果好，是学校彼时一时兴盛的重要内涵。
1934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来校巡察后，发布表彰训令称：“查该校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文理学院以理为主，而以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辅助中外语文之基础训练，事属新创，用意尚佳。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边生物学研究，至为切当。”学校遂驰名全国，被誉为国立大学中的后起之秀。
总而言之，不论纵向上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还是横向上与同期国内大学相较，善于管理、师资整齐、条件较好、教学勤奋，才是学校1930—1936年办学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用“一时兴盛”表之，是比较恰当的。
三、言说之果—宣传有偏颇
历史上的一件事或一个人，能否被真实且全面地传于后世，很大程度上是言说的结果。言说，即通常说的宣传，在传统传播视域里，依其影响力大小论，一是包括小说、演义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次为民间或坊间传说，最后是正史记载。所以，世人知道秦始皇施行严刑峻法的多，了解他建有不世之功的少；知道曹操是奸雄的多，认为他是英雄的少。同理，中国海大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被言说的人，大都是文学领域的学者，所传之事给人印象深刻的也多为逸闻趣事（如下图所示），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领域的学者及其事迹，则鲜有宣传。由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后人知道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的，比知道黄际遇、汤腾汉、曾省的多。久而久之，学校该阶段的一时兴盛，便宣传成了“人文辉煌”或“第一次人文辉煌”。但上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这是不全面、不确切的，有失偏颇。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校史展厅内“酒中八仙”场景雕塑 金松 摄
另外，关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华岗校长领导下，学校重点建设文史哲学科，走在全国大学人文学科发展的前列，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文辉煌”。这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此不赘述。
注释：
①魏世江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史·历史卷（上）》，第359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4年。
（作者简介：魏世江，教授。曾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纪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图书馆馆长、《中国海洋大学史》编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中国海洋大学简史》和《中国海洋大学史话》编写组组长）
文章作者：魏世江
编辑：李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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