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镜》周刊在对杨锐专访中惊叹：杨锐代表了中国媒体的希望。
读过杨锐新书《谁在误读中国》的人，无一不被他的敏锐视角、独立个性和思考能力所震撼，被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新闻事业的忠诚所折服。
杨锐在书中说：“……国家利益和国家的体制密切相关，相信执政党是为了整体推进。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国富民穷，大而不强，富而不贵；痛恨腐败和特权，坚决主张人大和舆论的监督。这是媒体的责任和良知。”
在国家飞速发展的“光环”之下，我们需要倾听来自公共知识分子理性的声音。媒体人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民众希望从他们那里知道什么观点是真实的、客观的。杨锐说，中国不乏具有知识分子良知的媒体人，他们有两大特点：平衡意识和批判意识。
中国媒体自诞生之日起，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渐渐失去了它自身的合理性和独立性。杨锐认为，中国媒体自身应该是批判的、中立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情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批判意识。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拥有一大批为民请命的职业记者，他们把舆论监督当作神圣使命。正是在这群人的推动下，才有了1993年《东方时空》、1995年《焦点访谈》和1996年《新闻调查》等优秀栏目的出现。虽然当下中国媒体面临的限制很多，但杨锐表示，拥有和自己同样的新闻热情的媒体工作者们，都仍然坚守着“回归常识”这一信念。新闻工作者要说真话，要取信于民，走入人民当中，倾听他们的心声，而不是以官本位的傲慢态度去对待人民。“很多新闻工作中的困难需要一砖一瓦、扎扎实实地改变。人生来要有信仰，对央视人来说，信仰就是在不越过底线的情况下改良媒体的游戏规则，尽量客观地解读中国。”
这对媒体工作者自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白岩松在接受鲁豫采访时坦言，主持人这个行业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与绞肉机，诱惑向你跑来，议论向你砸来，每天都活在别人舌头里。同为新闻评论行业的主持人，杨锐承认要摆脱这个名利场上的庸俗，要有一定的境界。“主持人要回归到媒体本身，把宏大的时代主题化解成各种现实的、可操作的话题来进行探讨，我们尊重彼此的思想，提倡公平的辩论，有思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如果说央视英文国际频道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那么《Dialogue》无疑就是让中国及世界观众直接与各国元首及重量级人物对话的一个最佳平台。“在《Dialogue》里，我们尊崇这样一句话，We agree to disagree。”杨锐自始至终十分强调“平衡报道”这一概念，在每次节目中，他和中外各界嘉宾对话，就共同关心的敏感话题在直播状态下进行交流，而且畅所欲言，“不给对方洗脑子”。
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Dialogue》这样的平台，这表明我们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尊重多边主义；这也是我们坚持和平崛起、与世界对话的胸襟和自信。
杨锐和他的《Dialogue》制作团队坚守着负责的媒体人所共有的价值观，在新闻工作中既尊重了事实，同时也超越了事实。
杨锐在中西媒体论战中以言语犀利著称，颠覆了许多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在许多演讲中，他也不断重申一个经济大国的社会责任感、道德优越感的必要性和公民素质培养的艰巨性。公民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杨锐行走在新闻路上始终坚守的准则，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建设性是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
白岩松在杨锐新书《谁在误读中国》序言中写道：“在电视圈这个名利场里，还愿意思考，还愿意写字，还愿意思考并写下一些不那么讨巧的东西来，就更难得。这几年，看杨锐兄白发增多，可再看这些文字，心释然：白发值了！”
有网友曾称杨锐从来是“面无表情”。杨锐曾说，我现在依然想抽身有一相对平静的时间，在国外多读几本书，潜下心思考一下中国应该成为和怎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我们每个人应当为此做些什么……不论是面对摄像机，还是在幕后，杨锐始终是在思考着。
记者：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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