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2024年10月24日拍摄的鱼山校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训练旧址纪念石照片
中国海洋大学的百年校史,与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这段历史可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国立山大”)时期。国立山大为何能够成为备战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重要基地?事实上,1932年国立山大完成改组后,其体育部就深度参与了青岛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海洋大学能为中国奥运史作出贡献,正是由于国立山大能与青岛体育事业互相促进、互相成就。
国立山东大学体育部的组建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出任校长。改组后,由郝更生出任体育部主任,宋君复、高梓、傅宝瑞、杨钟秀等教师也陆续加盟。国立山大体育部(以下简称“体育部”)的组建,与郝更生主政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的经历颇有渊源。
郝更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体育专业学生之一,1923年回国后,先后出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清华大学体育教授等工作,与张伯苓等体育名人往来交游,俨然成为体育界的一颗明星。1929年,张学良为创办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礼聘郝更生及其夫人高梓(亦为著名体育专家)负责筹建工作。在张学良的高度支持和郝更生的努力下,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名师云集,学生也在各类比赛中崭露头角,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不得不仓皇撤至北平,体育专修科在北平复课后不久,便由于经费问题,于1932年6月停办,体育专修科的教师便须另谋出路。郝更生收到了国立山大的邀请,同年9月12日前往青岛任体育部教授。
据黄际遇(时任国立山大理学院院长)1932年9月6日的日记,当日校务会议议定的教员名单中,体育教员只有郝更生及其夫人高梓二人。但郝更生接受聘请后,便开始把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的学生和同事介绍到国立山大体育部工作。首先便是骨干教师宋君复。1932年9月中旬宋君复从洛杉矶奥运会返回北平,即向《京报》记者透露将“赴青岛晤郝更生,就青大指导之职”,并于次月正式上任。此外,傅宝瑞、杨钟秀两位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生,也在1932年毕业后陆续前往国立山大任体育助教。1933年11月,郝更生转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宋君复接替了体育部主任的空缺。自1932年国立山大完成改组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除郝更生、高梓相继离校外,体育部的构成几无变化,体育教员(不含军训指导和国术教员)均由原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人士担任。
可以说,体育部的组建,事实上是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在青岛部分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让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的成就免于因国难当头而灰飞烟灭,也让国立山大的体育工作有所改观。据宋君复回忆,1932年10月初到国立山大,“学生运动的风气是比较沉闷”。为了普及运动,体育部着力扩充体育设施,两年内“就增加了三个篮球场,二个网球场,一个排球场”,扩建了田径场,修成了一个标准足球场,1935年还建成了一座“设备完全”的体育馆。翻阅1932-1937年《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可发现,从1934年起,关于体育的内容明显增加,大部分是各类课外体育活动的通知,包括了体操、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多种运动项目,“青岛市所举办的高级足篮排球比赛锦标大都是山大所得的”。对于日常体育课程纪律涣散、考核过松等痼疾,也陆续予以解决。
国立山东大学对青岛体育事业的促进
郝更生等人来到体育部后,受到了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的欢迎。1932年之前,青岛的体育事业有初步发展,但总体难称发达。青岛市教育局虽下设体育委员会,但因政局动荡一直难有建树,全市体育活动大部分由驻青外国人组织的万国体育会包办。本地体育界虽有宋国模、赵树程等成立的中华体育会、青岛体育联合会等团体,但这些组织的人力物力均很薄弱,难当发展体育事业的重任。沈鸿烈是海军学堂出身,对“体育强国”有深切体认,又深信“凡百事业,欲求其尽善,非官民合作不为功”。因此,1931年12月出任青岛市长后,沈鸿烈非常重视吸纳体育界人士参与市政府的体育工作。
郝更生出任体育部主任的次月,便应沈鸿烈之要求,与本地体育工作者通力合作,于1932年11月5日正式创立了青岛体育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并亲任首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协进会实行执委会例会制度,又陆续下设了裁判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多个下属小组委员会,由各执委会理事分别主持。随后,青岛市体育委员会也做了改组,自此体育委员会与协进会之委员会人员一直保持基本相同,只是分工各有侧重。这种体育委员会和协进会合办体育事业的模式效率很高,仅在协进会成立的第一年内,青岛就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宣传、体育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了大量进展,其中包括承办1933年华北运动会等重大赛事。
青岛的体育事业能迅速发展,离不开体育部教员的支持。体育部教员承担了大量协进会和体育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据协进会刊物《体育周刊》登载的组织动态,协进会成立之初,全部体育教员都加入其中,其中郝更生、宋君复、高梓(递补)入选首届执行委员会理事;除郝更生任执委会主席外,宋君复和高梓也分别成为了体育裁判委员会和体育讲习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宋君复不仅领导体育裁判委员会承担了各类赛事的裁判工作,还担任了协进会《体育周刊》编辑,更在郝更生转任体育督学后接替了其在体育委员会和协进会中的一切职务,并连续当选为协进会主席。高梓参与了协进会第一、二届执委会的工作,为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作出了独特贡献。傅宝瑞和杨钟秀虽非核心人物,但也活跃在协进会中。前者在体育裁判委员会中担任足球裁判,也是《体育周刊》的编辑之一;后者为《体育周刊》贡献了诸多稿件,特别是在后期逐渐成为该刊物的主要编辑者。两人也因上述工作得到了全体会员的肯定,相继自第二、三届起当选为执委会委员。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体育部教员的工作提升了青岛体育界的理论和技术水平。首先,促进了体育资讯和知识的传播。体育部教师均接受过系统的体育专业高等教育,具备胜于一般体育工作者的理论功底、外语能力和参与体育工作的经验,对于体育界的前沿动态也更加了解。在他们的主持下,协进会主办了《体育周刊》,这是青岛最早的体育类刊物。体育部教师在《体育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涵盖了体育精神道德、运动技术和运动项目介绍、体育裁判法、体育行政管理、学校体育、外国体育文献翻译等诸多主题,为青岛体育工作者提供了权威而易得的参考文献。其次,体育部教师的参与指导,也提升了体育实务工作的专业水平。竞赛裁判委员会的设置,首次为青岛各类体育赛事建设了稳定的专业裁判队伍;体育讲习班的开办,向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传授了规范的运动技术和先进的教学法。不过,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修建青岛市公共体育场。该体育场的建设反复征求了宋君复等体育专家的意见,“取样于洛山矶之亚令匹克体育场”,有田径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多种运动设施,可容纳观众约1.5万人,在全国体育馆中亦属先进,足见宋君复的指导对提升青岛体育设施水平的重大意义。
体育部为青岛带来了高级体育人才储备,通过与市政府和本地体育工作者的充分合作,发挥专业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优势,使得青岛体育活动的普及性、丰富性、系统性、专业性都迅速达到了新的高度。青岛体育事业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自主自办,青岛也一跃而成为官民合作普及体育的模范城市。所有这些,都为青岛提升在全国体育界的地位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青岛成为全国体育界焦点
随着青岛体育事业的迅猛进步,青岛市在全国体育界的地位也显著上升。青岛体育界地位的提升,有赖于体育部教师的业界声望和社会关系,其中郝更生和宋君复的作用尤为突出。
郝更生本人是全国知名的体育专家,其主持成立的青岛体育协进会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体育社会团体(也是实际上的全国最高体育管理机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分支机构,改变了过往青岛体育团体与外界缺少联系的局面。郝更生本人也代表青岛体育界参与各类全国性体育活动和会议,利用个人影响力增强了青岛在全国体育事业中的地位。不仅如此,郝更生还把宋君复提携成了中国体坛举足轻重的人物。1932年前,宋君复在业界已崭露头角,却还称不上权威。但是,1932年郝更生力主派刘长春赴美参加奥运会,并指定宋君复担任随行教练,可谓宋君复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一方面,宋君复做了大量的奥运会现场观摩,由此带来的思考也大大丰富了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认识;另一方面,宋君复一行人全程得到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提升了宋君复在体育界的声望。此后,郝更生不仅把宋君复招募到国立山大继续共事,而且在1933年11月调任体育督学后,让宋君复全面接替了自己在校内和青岛市内的体育职务,并邀请其参与了教育部的体育教材编写工作。在郝更生的器重下,宋君复不仅在青岛体育界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也获得了更多参与高级别体育工作、与全国体育权威人士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宋君复在体育部任职期间,先后担任了远东运动会中国篮球队华北区选拔委员会委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三届理事、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田径教练管理等,一跃而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核心人物之一。
借助郝、宋二人在全国体育界的地位,青岛的体育事业收获了更多关注,也因之赢得了更多体育资源。1935年,不仅全国运动员暑期训练会(即为备战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行的集中训练和测验)选择在青岛举办,全国体育学术讨论会和面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暑期体育讲习会也同时在青岛举办。一时间,“集全国体育专家、体育教员、体育选手数百人于青岛”,青岛成为了全国体育界瞩目的焦点。三种会议均由国立山大承办,训练会的训练基地使用了校体育馆和各类球场,讲习会和讨论会则使用了校舍。宋君复总揽了三种会议大大小小的事务,甚至不得不在“他的客厅里边放了两张床”,供接洽人员留宿。体育部的付出也为青岛体育界带来了回报:训练会期间,训练班学员组成的“选手队”参加了青岛市银行界的赈灾篮球赛,与青岛本地的多支社会球队对阵,不仅让青岛市民大饱眼福,还给了本地篮球选手难得的技术交流机会。讨论会发表了张伯苓、马约翰、董守义等一大批顶尖体育学者的20余篇文章,涵盖体育工作的各主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为青岛体育界带来了中国体育学研究最前沿的成果。讲习会则最直接地体现了东道主之地利:该会“原定会员名额为200名”,各地的培训名额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借着讲习会在本地举办的机会,青岛共有42名小学教员前去旁听了课程,得以接触先进的体育教学法。
从1932年完成改组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山大体育学人一方面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使青岛的体育事业在中国人自主自办下繁盛起来;又因青岛对体育事业的热切投入和体育资源的不断累积,收获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更多的成长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国立山大能在中国近代奥运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基础。这段国立山大体育部与青岛体育事业共生共荣的历史,是中国海洋大学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文章作者:李兆旭(中国海洋大学2014届英语专业本科校友,历史学博士,现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第2272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4年11月21日)
编辑:李华昌
责任编辑:李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