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青岛文学史：1891-1949》，是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广顺独力完成的学术论著。这部7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受到岛城内外同行的一片赞誉。值百年校庆之际，本报记者就青岛解放前学校的文艺期（副）刊发展情况专访了翟先生，访谈内容丰富了校史，一些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办好校报，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报记者 ●：翟广顺
○：《青岛文学史》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独占一章，而涉及我校历史上的文艺期（副）刊有相当多的笔墨。您是怎样将这些文艺期（副）刊写入文学史的？
●：我是为写文学史而研究文艺期（副）刊的，并坚持认为，没有海大前身——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师生的文学创作，就没有上世纪30年代青岛文学的高峰，而海大校史上的文艺期（副）刊，发挥了重要的载体和信道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本质区别，不仅表现在语言文体、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上，而且在传播意识、媒介形态、思维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我这里所说的“区别”和“差异”，就是文学期刊和报媒文艺副刊的出现。作为城市文学的策展与传媒载体的文学期刊、报媒文艺副刊，与文学图书、文艺影视、网络、稀见史料等介质类型一样，都是文学史学术积累的基础。文学期刊不仅是文学海洋中的作家航道，而且是连接作家与读者、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其生成的文学市场化，使得文学期刊从纸本延伸到纸外。事实上，正是大众报刊，特别是“以杂志为中心”的传媒体激荡着现代文学，引发并刺激了新文学思潮的形成。
回溯海大校史，文艺期（副）刊与学校发展基本保持了同步、同频。远在私立青岛大学时期，《青大旬刊》每期都发表学生的文艺作品，并且亮出“改革自身，辅进学校，改良社会”的刊稿主张。截至1929年5月31日第29期《青大旬刊》，我们能看到，诗歌有漱霞的《我疯狂了》、戴克的《铁蹄下》、李鲁文的《嫩芽集》、S.W.的《秋夜》、何狂的《我诅咒月亮》、何东林的《清晨》，散文有徐徐行的《别后的单恋心影》、子才的《纪念“五九”》、浩的《我们纪念五四应有的努力》，还有德甫的报告文学《一周间的铁窗生活》。我是通过《青大旬刊》发现青岛“左联”作家西蒙的诗歌，他本名叫刘芳松，读私立青大期间在1929年4月21日第25期《青大旬刊》上，发表了《近来》《薄暮独步》《春夜》等诗歌，这是西蒙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国立山东大学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是《刁斗》《星野》和《中兴周刊》。《刁斗》是1934年由国立山东大学学生宋墨庵、郭根、柳乃瑞等“刁斗”文学社成员创办的纯文学期刊，为16开本，每期120~160页，栏目包括论文、小说、诗选、剧本、散文等。在青岛举办山东木刻展览会的左翼“美联”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王绍洛，欣然为《刁斗》杂志题赠封面木刻画。与其他国立大学或教员或学生专属性的期刊不同，《刁斗》则是国立山大师生共同的刊物，赵少侯、老舍、周学普、梁实秋等教授均有作品发表。《刁斗》原定为季刊，后来刊期不定。1934年1月，一卷一期出版，一卷二期于5月1日出刊，第三期延迟到11月1日，第四期又提前至12月15日；1935年4月1日《刁斗》二卷一期出刊后停刊。《刁斗》弥补了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以来文学期刊的空缺，反映了海大前身文艺创作的真实一面。这是一种与一般“纸上得来”完全不同的学习资源。
抗战胜利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后，于1947年2月创办了《星野》月刊。这份由青年大学生文学爱好者策划编辑的文艺性期刊，初衷是“抱了‘文章救国’的宏愿”，应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言，信誓旦旦地在“这暴风雨的时代，作这样的一只鸡”。虽然身置国民党训导制度的高压之下，但青年学子爱好文学、关心时政的热情并未减低。《星野》的作品多迎合青年的阅读趣味，风格清丽，内容明快。《星野》也发表翻译文学作品，如“三月号”刊载的翁劭译的Н.克拉希尼古夫的长篇小说《劲扑》的缩写。对于这位陌生的作者和奇特的篇名，编辑特加《编者按》介绍。小说作者系俄国的一名陆军大尉，“劲扑”则是一匹西伯利亚马，而作者写一匹“实际存在的马的生活史”，意在“为了无数的马儿，他们曾经毫无怨言地参与了人类所扮演的悲剧”。
《中兴周刊》本是1946年青岛镇远出版社经理谭镇远借助抗战胜利中兴文化的“自信与要求下”编辑发行的杂志，但因经营不善，在1月8日第二期出刊后即告停顿。11月23日，国立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昌熙接办《中兴周刊》，接续出刊了第三期，自此至1948年1月，《中兴周刊》不定期出版了8期。《中兴周刊》不仅刊发青岛同人的文稿，还约李广田发表了《略谈诗歌的道路》，约任继愈发表了《自由的限度》，约贺麟发表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约魏明经发表了《宋词漫谈》，还转发了朱自清的散文《低级趣味》和闻一多的《端节的历史教育》。孙昌熙的大学身份、眼界、人脉及出手不凡的编辑方略，使《中兴周刊》找回了“自信”，赢得了“中兴”。这是国立山大教员主持青岛社会杂志的成功尝试，标志着编辑身份的多样化及新代群的崛起，因此得到业界专家学者与文艺爱好者的欢迎与好评。
○：《青岛文学史》为包括我校在内的青岛地方文学期刊倾注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比之文学期刊，我校历史上的报纸文艺副刊都有哪些出众的表现？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依托青岛城市报媒，创办了《文刊》《中庸》《新地》《海风》《征程》等文艺副刊。1933年12月10日，国立山大中文系在《青岛民报》创办《文刊》副刊，至1935年6月20日共出刊86期。《文刊》最初为周刊，1934年3月7日第15期后改为五日刊，主要发表文史研究性文章、书评和译作，偶有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中庸》也是在《青岛民报》出刊的，时间从1935年10月7日到1936年10月3日，共53期。这份副刊标榜“专业主义”，徜徉于文气盎然的书香校园。1936年11月20日国立山大新文学会借《青岛民报》创办的《新地》文艺周刊，出到1937年6月18日，共计30期。《海风》依托《青岛民报》，创刊于1937年3月9日，至7月24日出至20期。在全面抗战初期，发出了“在暴风雨的袭击下，在海潮底怒啸中，我们这一代孩子急速地向前行进”的呐喊。此外，还有在济南《山东日报》创刊的《素丝》副刊、在济南随《国民日报》发行的《潮音文艺》周刊等。
另一方面，为天津《益世报》遥编文艺副刊。如梁实秋遥编的《文学周刊》，从1932年11月5日至1933年12月30日，共57期。梁实秋借这方园地，强势播扬自由文学理念，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展开了猛烈的对攻。徐中玉遥编的《益世小品》，则以圆融逸出的幽默观创设良好的人文空间。自1935年3月24日至1936年4月26日，共计56期。2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山东大学，在大学文艺自由与城市市场需求两种文化主体的冲突与融合中，表现出有别于社会报媒编、作者的特异品质。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后，借助岛城报媒，陆续创办了《潮音》《每周文学》《自由浪》等几种文艺副刊。其中，最突出的是王统照在《民言报》创办的《潮音》副刊，共出刊29期。这个每周出刊3期（后改为每周2期）的报媒副刊，成为王统照发表作品及联络青岛和外埠作家声息相通的桥梁。王统照在《潮音》发表了《前奏》《忆老舍》《公道》《蔡来耳曲之〈自传〉与其生平》，以及长篇译文连载《马绍尔群岛战后记》。应王统照约稿，郑振铎、丰子恺、郭绍虞等名家均在《潮音》发表了作品；《潮音》还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庆祝胜利告国人电》《慰问上海文艺界书》等。大学师生主动加入青岛报媒文艺副刊群，为市民接触文学作品提供了多方面选择的机会和空间。
○：众所周知，青岛报媒史上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是《避暑录话》，《青岛文学史》用了大量的笔墨反映了从发起到终了的全过程。特别是我校教师洪深、老舍、赵少侯、水天同及校友吴伯箫、臧克家等的作品，格外亮眼。您如何评价他们在《避暑录话》中发挥的作用？
●：用“重要的主干作用”评价国立山东大学对《避暑录话》的贡献，实不为过。20世纪上半叶青岛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光点能够举凡种种，最亮眼的报媒副刊便是1935年依托《青岛民报》创办的《避暑录话》。这个季节性文艺副刊的意义在于，《避暑录话》实现了高校与社会层面不同流派与风格作家群体的沟通与交流，流转出精英文学与土著文艺联结交流、青岛羁旅作家与本土文艺界藩篱破除的文学史意义。
据臧克家称，《避暑录话》源于一次机缘巧合的文友聚餐，其名称是老舍借用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之名，意在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而洪深执笔的《发刊辞》，则更明确地道出了《避暑录话》创刊之原委。他说：“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尔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来青岛避暑的。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发刊辞》中，避暑的不甘、焦虑、无奈与自娱之意溢于纸上。显然，《避暑录话》是共同的文学理念和不同风格、情味、见解、立场的作品交汇，以谨慎的态度做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思考。
《避暑录话》每周日随《青岛民报》在10-11版发刊，由“荒岛”书店、“平原”书店代售，另加印单行本。自7月14日起至9月15日终，连同《发刊辞》在内，共刊发了67篇诗文。其中，洪深、老舍、孟超各9篇，王统照8篇，王亚平、杜宇各5篇，吴伯箫、李同愈、西蒙各4篇，臧克家、赵少侯各3篇，王余杞1篇，另有斲冰2篇、冰高1篇。斲冰不在12名发起人之列，他是国立山大外文系讲师水天同。“冰高”本名潘炳皋，是吴伯箫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除名，来青岛散心巧遇吴伯箫，便应约投《梦青岛》一文。
国立山大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作品的质量也高。其中，洪深的作品多、思想深刻。《避暑录话》出刊期间，田汉被捕移拘南京，他通过内线关系将狱中写的诗词转给洪深。洪深毅然以“友人狱中诗/词”为题在第三、四期连续发表，并下署“洪深录注”。洪深此举既传达出对友人被捕的义愤，又反映出斗争的勇气。老舍在《避暑录话》发表了散杂文、旧体诗、短篇小说等作品。《西红柿》《再谈西红柿》充满对洋化青岛的调侃；《暑避》《等暑》贮含了对人世间不公的愤懑；《檀香扇》则笞挞了不接受新事物的国粹主义及落后的国民性。《丁》属意识流小说，精到、巧妙、传神，显示了老舍小说创作的自我超越，带给读者不简单的阅读挑战。吴伯箫出手的作品虽不多，但在《避暑录话》发表的散文《边庄》《萤》《阴岛的渔盐》，篇篇都是上乘之作，调动起全部心智为《避暑录话》赢得了美誉。另外，赵少侯发表了小说《傻瓜》、散杂文《无题》《旧都避暑记》；臧克家发表了诗歌《要活》《古城月》和杂文《说大蒜》；水天同发表了散杂文《兰州人的笑话》《脚的自由》。《避暑录话》得以一纸风行，一夏灿烂，实与国立山大师生及校友的用情、用心、用力分不开。
○：《青岛文学史》涉及副刊编辑学，特别令我们做编辑的感到欣慰。您对我校的校报，特别是副刊版，有何意见或建议？
●：我想，不妨借助百年校庆的契机，多做一些继承和创新的努力。历史上，杨振声校长、赵太侔校长、华岗校长，都是顶流级人文大师，可以说，海大校史上的“黄金时期”是蘸着人文与科学的双色墨水写就的，这个国内其他高校难以比拟的优势，理应发扬光大。大学精神首先应该是一种海纳百川、文理兼容的精神，而文艺又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我的建议是打文学期刊与文艺副刊的“组合拳”。一方面，恢复《刁斗》文学期刊，在中国高校中率先举出文学历史品牌。在定期出刊《刁斗》的同时，汇集每年海大师生的文学作品，编印成卷，与《青岛文学》《山东文学》乃至《人民文学》或者《收获》《十月》《当代》等国内文学大刊对接，发挥中国海大在青岛、山东，乃至全国文学期刊上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青岛报媒文艺副刊《避暑录话》复刊中发挥主导作用。明年是2025年，90年前，《避暑录话》红极一时，时隔90周年，赓续《避暑录话》恰逢其时。以此推动青岛报媒的文艺副刊在继承中实现历史性跨越，与时代精神共频，与受众需求契合。
文章作者：纪玉洪
文章来源：第227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4年11月14日）
编辑：李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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