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五月的青岛乍暖还寒，关于院史文化长廊的资料搜索工作也即将收尾了，但因为还有几处无法确证的史料，故一路南行到南京。在中山东路穿过一行郁郁苍苍的法桐，到了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守护的明故宫遗址，就是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了。院内清幽可涤烦嚣，沿着古色古香的回廊拾阶而上，不知可否遇见百年时光深处的身影。
打开历史的卷轴的一刻，耳边隐约回荡起抗战烽火声。渐渐地，更加真切了，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端木蕻良刚刚到达青岛。他终于见到了曾在《东方杂志》看过的青山碧海、红瓦绿树，也看到了中山路涌动的人与满载行李的车子。画里画外的差异让他感到了惶恐不安的氛围……战争导致铁路交通紊乱，上海等地的逃难者仍然如潮水般涌入青岛以作中转，而在青岛者亦如潮水一般流出。
熙熙攘攘的海滨盛景不再，阔气的避暑客也只好收起来不及炫耀的新衣，从北平而来的王度庐原本“高兴地买了一件廉价的游泳衣，预备在汇泉避暑闲人的行伍里厮混，使久为生活所蚀毁的身体，藉着海水伟大的恩惠复生起来”，不意遭遇了时局的变化，感叹“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这，可是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青岛啊。
到了8月，住在黄县路12号的老舍，看到了青岛“大风，海水激捲，马路成河。乘帆逃难者，多沉溺”。暑季天气湿热，老舍趁着深夜到友人家里听广播，探知时局战况，然而并无所获，徒感海寂天空，夜不能寐。市区内外，到处都在挖战壕、堆沙袋，空袭警报此起彼伏。王统照、孟超等寓居青岛的文人到老舍家中匆忙告别，又各自远行。送别好友，老舍是否会想起两年前为《避暑录话》终刊号写的“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从此桃源萦客梦，共谁桑海赏天才？”朋友们还会重逢吗。
老舍寓所不远处的国立山东大学，原本定于9月23日开学、10月1日上课，如果没有战事，1934级中文系学生徐中玉就要开始大学第四年的课程学习了。然而，8月12日，教育部通知青岛等地延期开学。当时还在江苏江阴老家的徐中玉，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冒险返校。不知他是否想到了年前在学校大礼堂讲演《敬悼鲁迅先生》中的话：“依着他的指示和教诲，尽可能地学习着他那坚苦倔强的斗争的精神，踏着他已经走上而没有到达目的地的道路，叫醒着大家一同继续前进，不流一滴眼泪，不吐一声叹息，不惜任何一点牺牲，英勇地，坚决地，跟一切的恶势力斗争到底。”回到学校后，徐中玉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同学吴綪、廷荣懋、王广义、胡家珍、蔡国政等到崂山等处宣讲抗日救亡，在乡村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短剧，所到之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向海中蜿蜒里许的栈桥，已少有瞻眺徘徊者，偶尔传来离人的低声呜咽声。山静如醉卧，海鸣似陷阵。9月的青岛，市政府限制各报社的号外，却无法阻止泛滥的谣言，恐慌情绪在流动的人群中弥漫。警报此起彼伏，平时霓虹灯闪烁的中山路，大多店铺歇业，仅有几家小食店、布店、杂货店勉强开着门，物价骤涨。
眼看着昔日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岌岌可虑，返回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生一同向山东省政府发出求救信，恳请将学校迁离青岛。先得到的消息是省政府计划将学校迁往山东单县。单县是否合适？学生们以为，“单县位居鲁西，壤接济宁曹州诸军事要点，恐非长久安全之地，此其一也。而该县地窄城孤交通不便且无适当校舍，此其二。”于是，10月2日，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全体同学势难安心就学，近闻校方有迁往单县之议，……”请求教育部另示迁校处所。字里行间满是爱校、护校的拳拳情义，言语措辞小心翼翼，而又掷地有声。
当时，市民们都在传言，沈鸿烈市长即将实行焦土政策，轰炸青岛的日本纱厂……
然而，学生们并未等到复电，心焦如焚。于是10月8日又书一封：“全体同学仍持原有主张，坚决反对迁往单县，至迁移地点，同学等以为西安可，长沙可，四川亦可，敬恳钧长迅为指定，转饬校方尊办，至迁移之后，为维护山大精神计划，并盼于可能范围内维持本校行政上之独立状态。”什么是山大精神？作为山东省内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其建校之初即秉持“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的教育理念。老舍曾以静肃态度、朴素风气与强毅精神摹写国立山东大学的气质，可谓神形兼具。回想“九·一八”事变后连夜乘火车赴南京请愿的学生；支援“一二·九”学生运动、高呼反对不抵抗、主张抗日的学生；立志开拓文化荒岛的学生……当国难当头、学校命运未卜之时，“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再次冲出象牙之塔、翱翔于波涛汹涌的海上了。
时任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的林济青收到教育部函电，“顷接三电，藉悉该校有迁单县之意，该地交通不便，势难切实开课，该校仪器设备尚佳，须求安全措置，部中考虑，以暂迁西安上课为宜”，于是准备将校产迁往西安。但一直到11月初，大部仪器图籍尚滞留青岛、济南两地迟迟不动。学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忧虑，又一封电报直抵教育部，“盼令催校方速即向指定地点迁移，俾生等幸甚，国家幸甚”。信纸泛着发黄的颜色，那写于风声鹤唳中的文字遒劲有力，理性而深情。老舍未曾见过这些穿梭于抗战烽火中的羽书，如果他看到了危难时刻学生护校的赤诚与勇毅，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
11月，日军轰炸济南，但胶济铁路尚可通行，仍有到青岛的旅客，海上交通亦然。13日，靠海停泊后，吴宓到中国旅行社住宿，看见华丽整洁的房屋，又看见青岛高空中盘旋的日本战机，连连慨叹此处“惜不日将沦战区矣！”就在这一天，国立山东大学随校南下的师生们出发了，先到安徽安庆，又西行至四川万县。
1938年2月20日，林济青写信给教育部，“本校西迁万县，校址择定城北专洞子石家庄地隔市区，颇为清静，周围旷阔，尚堪发展，经于二月十四日复课，即将注册选课事宜，办理就绪，并已正式上班……”一路的辗转终于落定了，跟随迁校队伍到达四川的徐中玉回忆起离开青岛的那个下午，“我们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咽着满眼泪水，踏进胶济铁路的车厢，走了，我们喊：青岛，我们再见了！我们一定要再见呵！”他也许没预想到，1938年1月10日再度陷入日寇统治的青岛，又怎样经历了七年多的劫难。
合上档案卷宗，抬起头时，窗外已白雨如珠，不禁恍然。雨声潇潇，鸟鸣啁啾，它们低吟浅唱着什么？二史馆里的卷宗只可手抄誊写，不能拷贝。于是握笔疾书，无奈时间有限，不能将掩藏于历史褶皱里的镜像完整地带回青岛。返程时，车要到青岛了，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青岛》，“海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而这一路向北的路，我更愿想象百岁的母校还有多少动人的往事。
作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门前留影
文章作者：李莹（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章来源：第227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4年11月14日）
编辑：李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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