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先生是研究先秦诸子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1953年夏，高先生经陆侃如、冯沅君两位教授引荐，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和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并称“冯陆高萧”四大名家，为这座底蕴厚重的校园平添了一段人文佳话。
高亨乃寒门出身，自知学习不易，因之读书尤为用功，少时即已熟读四书五经，并知其要义。青年时，他负笈他乡求学八载，1926年夏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辗转多地的任教生涯。
在长期漂泊不定的岁月里，他克服种种困难，潜心学术研究，运用传统朴学方法和现代治学方法相结合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譬如来山大前已经付梓的力作《庄子今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等，早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其治《周易》，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现代“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山大，在华岗校长的主持下，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踏入山大的高先生，虽已年逾半百，但精神矍铄，工作热情无比高涨。在此后的几年内，高先生专心于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活，勤于著述，成果丰硕，陆续发表了《墨经中一个逻辑规律——同异交得》《周代大武乐考释》《商鞅与商君书批判》等十余篇重要学术文章，还出版了《诗经选注》《楚辞选》(合著)《墨经校诠》等专著。
高先生给中文系学生讲授的是《中国文学史》。在一般人看来，像高先生这样造诣精深的大学者，给本科生讲课，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高先生，却半点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作为教师，教好学生是最大的职责。”正是这样高度的责任感，他一直都是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他的备课本总是写得整整齐齐，做上各种标记，甚至把个别字标出了标准读音，不但自己新开的选修课程是这样，即使是讲过多次的基础课，也是这样。而且每讲一次都会有新的提高和充实，授课内容就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正如他说过的“学术不断发展，教学也应该不断反映新成果。
在课堂上，他声调爽朗，条理清晰，对于意蕴深奥的先秦诸子之文，他会设喻取露逐字逐句部析，化艰涩为平易，常常让学生感到听课是一种享受，如沐春风课堂效果颇好。高先生还总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在授课的内容之中，既深刻又新鲜。当然会唤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这些见解绝不是武断地加上去的，而是有根有据的。每当此时，他总会习惯性地稍作停顿，接着说：据我的考证……铿锵有力,言之凿凿,使学生深受启发。
高先生日夜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早饭后接着进行，只有午饭后才稍事休息，很少串门或闲谈一些无关学术的事情。当时除给本科生上课，他还带有包括研究生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10月山大获准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极严，山大文科只有高先生与冯沅君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副博士导师）、助教、进修教师等5名学生，惜时如金的他，却不惜拿出可观的时间和精力来辅导学生，严格定时面授上课，逐句批改作业，具体解答问题。指导论文写作，教学中，他既注重给学生打好基本功，又常常鼓励学生收于质疑：对老师提出批评、建议或商榷，正是爱师尊师的表现。先生无私扶掖青年后学的品格可谓高山仰止。
1958年山大主体迁到济南，高亨先生也随着别离了这座风光迷人的海滨城市。晚年的高先生由于青光眼，视力极度微弱；肌肉萎缩使他不能下床活动。但他以极大的毅力，拖着病痛之躯顽强地进行学术研究。在短短的1978和1979两年，就修订出版了《周易古经今注》《诗经今注》《老子注译)等著作，令人感佩不已。
时光川流而逝，先生早已驾鹤远去，然先生之大家风范，将永留在这个刚刚度过90华诞的美丽校园里。
文章作者：纪玉洪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大学报》第1868期（2014年11月7日）
编辑：赵奚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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