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应当时山东大学副校长童第周的邀请，我们一家从北京搬到青岛，开始了我们在青岛的生活。我记得我家住在鱼山路26号的日子，童伯母有时候会到我家来和我母亲聊天，父亲在家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书房里，不过有时候也会在玻璃房里种些花草。
小时候只记得和父亲到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一次，他游得很好，而且会坐在水面。偶尔有朋友来就会去金口一路下边的网球场打打网球，有时候会带我们去场边捡球，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看书写作。到我上学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再做任何运动，唯一的运动就是上下班走路。
父亲生活非常节俭，棉毛衫裤破了都是自己缝缝，很少买新衣服。记得20世纪60年代生产救灾那几年，生活很苦，因为把粮食省给我和弟弟吃，他自己营养不良，所以他患了浮肿病。因为他的浮肿病，所以每个月有一定量的国家配给的白面和带鱼，但往往是他舍不得吃，最后留给我们吃。他说小孩子在长身体，所以营养要够。后来情况稍微好一些后，教授每个月有一张票，凭这张票可以去饭馆吃5块钱的饭菜，所以每个周末都是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去中山路指定的餐馆吃一顿。那时候每到周末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最喜欢的就是炸里脊，每次必点，可是父亲从来不和我们出去吃饭，因为那点东西也就够几个孩子吃的。
父亲是海洋生物遗传学家，同时也是科普作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作，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给新加坡的期刊写文章，标题为“伦敦通讯”。据说他写了好几篇“伦敦通讯”发表在新加坡的期刊上，但是我这里只有一篇，内容是介绍英国的风土人情，他的文笔流畅，语言简练，非常生动。回国后他为青少年写了十几本科普著作，最著名的就是 《古猿怎样变成人》。这本书我还是在他去世后读的，真没有想到他的文笔这么好。他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把深奥的科学道理讲述得非常清楚。像父亲这样自己是科学家，同时又是科普作家的寥寥无几。
父亲除了写了十几本科普著作外，还和别人合译了几部达尔文的著作，最著名的是《物种起源》。同时还写了好几本专著，作为大学教材的有《普通遗传学》和《进化论》等。
父亲是大学教授，除了上课做实验，带研究生外，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写东西。他写东西不用书桌，因为文革期间让出两间房间给掺沙子的人，我们家住得很挤，他就坐在和我同龄的单人旧沙发上，拿个硬纸夹垫着写，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父亲写东西的时候很专注，和他说话，他听不见。有时候需要一些生物图，他会摘了眼镜趴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用硫酸纸，自己亲自画图。早晨上班前、饭前饭后、晚上他都在写，节假日也是如此。有的春节他竟然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上下班的路上他总是低着头走路，脑子在构思他的著作或者是实验内容，因此有时候别人对面走过和他打招呼，他竟然没有看见。由于他担任的职位太多，所以经常要出差开会，但是他还写了上百万字的科普著作和专著，他的时间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常话不多，但是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对我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沿袭了父亲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按时吃饭，认真工作。我是做出版工作的，有些稿件我就是和父亲一样挤时间审读，早晨上班前我会工作一会儿，饭前和晚上，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只要有稿件我都会在家认真审读。
父亲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文章作者：方菁
文章来源：第1845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14年4月30日）
编辑：赵奚赟
责任编辑：赵奚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