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

11月7日，莫言同王蒙一行几位作家来到海大，在之后的两场小说论坛上，他侃侃而谈，从开始写作到自我反思，真切展现了一个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情怀。此间，莫言受聘海大“驻校作家”，并将在日后为海大学子进行名家课程讲座。

莫言（右一）参加在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小说论坛

“最早有了写作的念头是因为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一个作家很腐败，顿顿吃饺子。我就想，我将来当作家是不是也能过上这样腐败的生活,这就是我当作家的梦想。”莫言这样描述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动因。然而，要认识这样一个作家，还要从他的作品开始谈起。

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阿城、韩少功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突破革命、反思、现世主义的桎梏，开始追求文学自身的存在价值。充满反叛意识，荒诞感、孤独感等现代主义的审美倾向为诉求的“现代派”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这一年，莫言的长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发表，引起关注。随后，他又陆续发表《球状闪电》、《枯河》等小说，作品中超越一般情感体验的细节描写让莫言的作品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不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莫言，成为中国文学转折之年的一个重要人物。

11月8日在海大的小说论坛上，莫言与王蒙、谢友顺、王海三位作家也探讨了关于小说的细节问题，他谈到，自己在阅读作品时，也格外关注细节的描写。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不仅需要对生活敏锐的观察与感受，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1988年《红高粱》

80年代，一部电影红遍了大江南北。当时在国际上还名不见经传的导演张艺谋凭借该片一举夺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今天，他已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成为真正的大角色。

《红高粱》是改革开放后，首次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中国电影。对此，莫言分析道：“其实《红高粱》的火爆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人机械化地生活了很多年，突然张艺谋借助影片把中国人压抑的个性释放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色彩的狂躁和内心的张扬，由此震慑四方。”其实，这种个性张扬和思想解放的原始冲击力来自于小说《红高粱》，在某种程度上说，《红高粱》之所以能获得世界的认同，是因为莫言笔下活生生的中国，活生生的中国人。

在此之后，莫言作品几度被搬上荧幕，都反响不俗。然而电影有时能捧红一部文学作品也能毁掉一部文学作品，当一部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时，小说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了。对这一问题，莫言在小说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他自己也在不断反思。他认为，如果作家的写作被外界所左右，那么他是写不出成功作品的。

莫言谈小说写作

2001年 《檀香刑》

五年，莫言潜心著就的另一部著作《檀香刑》出版，作品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记叙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作品体现出莫言作品一直追求的创新求变、反思进步的精神。2004年，他荣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在颁奖仪式上，为他颁奖的作家史铁生这样评价了莫言及他的作品：莫言一直强调他是没有思想的写作，但我观察他的创作的曲线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对自己的创作不断进行思考的作家，他的创作一直在求新求变。所以，我相信他自己说的他的写作还会成长。

莫言曾表示，这几年来，他一直在探索个性写作和民族化写作，“不能老是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必须在中国历史长河资源中寻求资源。比如《檀香刑》有浓重的话本痕迹，我希望能让说书人在广播里朗读。”在使用了章回体的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继续着写作民族化的尝试，“以前我们在文体技巧上向西方学习，现在我要从民间吸取思想资源，这个小说借鉴了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在小说论坛上，莫言也提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学写作的探索，他说，自己偶尔写诗，也不过只能称其为打油诗罢了，他还感叹道，现在很多人都不懂作诗了，写得丝毫不得章法却妄称为古诗。

    10月31日，莫言与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在北京藏经阁大殿对话，引起舆论界广泛关注。莫言，一个让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已证明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话可以如此美妙。莫言的海大之行也必将激励一批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追随着这些前辈的脚印，为文学事业奉献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