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学系借读与“南迁”之辨

引子

1998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时间不记得了），我在鱼山校区图书馆前花园的路上，偶遇水产学院李爱杰教授。他不知从谁那里得知我正在编写学校《大事记》（1999 年版），先是鼓励了几句，就提到水产学系发展不容易，经历了不少波折。他说了很多，但我印象深刻的是青岛解放前后水产学系到国立复旦大学借读一事。他说，由于这件事和当时形势搅合在一起，而被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致使他和几个同事同学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不得不反复交待，有的甚至遭到了迫害。说到激愤处，李先生眼里满含泪花，希望在学校《大事记》中能实事求是记载。我与李先生相识，但并不相熟。倘非遭遇不公和委屈，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位长者在一个不熟悉的晚辈面前，诉说心中块垒！这也是我至今对此事还留有印象的原因。

可惜的是，我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史学素养不高，未能把他那番话记录下来，形成历史资料，以致于现在要进一步弄清这件事，缺失了一份极可信而又珍贵的史料。每思及此，我都懊恼不已。虽然在1999年版《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根据已有史料，采信了借读一说，但限于体裁和篇幅，只记录了事件的主要环节，未予置评，故而影响力有限。随着学校修史的深入，关于水产学系借读国立复旦大学一事的史料也愈加充实。时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能够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还原事件的基本面目，给历史、给后人一个可信的交代。

一、借读事件之始末

历史事件，往往只有回到其发生时的情形，才能看得真切。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事件，就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1948年秋，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决战阶段。9月，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我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菏泽、临沂、烟台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撤退，山东境内只剩青岛一座孤城。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已从北、西、东三面钳制青岛守敌，只敞开一条海路逼敌撤退。1至冬天，据高哲生（动物学系讲师）给朱树屏的信中描述：“青岛近中极端恐慌，每次南行船只均拥挤不堪。”2在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学校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林部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青岛分处等机构先后撤往上海。3据沈汉祥在文章中回忆和朱树屏在《水产系概况》（1948年8月）中记述，两者相互印证，上述机构中被聘为水产学系兼职教师的王贻观、温保华、王以康、戴立生、苏仁濂、康迪安、刘伟等也随之撤离青岛。再加上因聘期届满，于9月底到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动物研究所工作的原系主任朱树屏教授，水产学系专科教师大都离开。这不仅影响该系二三年级学生本学期课业，更重要的是下学期课程无法按计划开出。对此，学生忧心忡忡，校长也很着急。这就是导致借读事件发生的宏观背景和直接原因。其过程大致如下。

1948年11月9日，水产学系代理系主任沈汉祥面见赵太侔校长，转达学生尽快解决开课教师问题的要求。据他给朱树屏的信中记述：“因其他学系山大若不搬出，学生可至其他学校借读或插班，独水产系仅山大一校设立，无其他学校可以借读，故较其他系特殊而希望南迁之也。”赵太侔表示：“虽如此，亦难单独将水产系选迁。”4 11月26日，沈汉祥再次面见赵太侔，建议水产学系迁至厦门，并申述了理由。赵太侔态度明确：局势虽如此，亦不能单独一系迁出，仪器亦不能运出。至于教师问题，可写信与王以康及朱树屏先生设法解决。5据考证，这两段对话，是涉及水产学系借读、“南迁”的最早记录，也是判定该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沈汉祥的确想解决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办法是水产学系南迁，却遭到了具有决定权的校长赵太侔的明确否定，并且态度坚决。但水产学系学生课业问题已迫在眉睫，赵校长便决定援例到外地借读。客观地说，校长能为水产学系安排借读，有利于学生继续学业，也保全了自己费尽心力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培养高层次水产人才的系科。这在当时情形下，可谓一个积极而又正确的决定。

当时，国内大学中系科相近、可供水产学系学生借读的只有三所：福建省的国立厦门大学，设有海洋学系；上海市的国立复旦大学，其生物学系设有海洋组；台湾省的国立台湾大学，设有海洋研究所。根据资料记载，12月9日，水产学系学生代表呈书赵太侔校长，提出去国立台大，赵太侔允诺以私人身份写信向台大校长傅斯年接洽。6此言是否兑现，未见史料作确。但王以康先生认为，“台湾人仇视内地人，恐于社会不安时有不利举动。”7顾忌于此，便未再联系。去国立台湾大学借读，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项。

1948年寒假期间，赵太侔校长致电尚在福建省亲的沈汉祥，委托他与国立厦大联系学生借读事。据沈在《自传》中记述：“山大校长看水产系情况如此，专科教师走避一空，分别通知我（其时我已回家）和王以康先生，向上海复旦大学接洽，在该校生物系海洋组寄读，并通知我同时向厦门大学接洽，在该校海洋系寄读。经接洽结果知，厦门大学限于住宿无法接受……”8 1949年2月19日、21日，朱树屏教授两次复信李重华等四同学，说：“知道您想借读厦大的心情是极为迫切，厦大以宿舍困难等问题，不能再收借读生，唐世凤先生复函已寄去，想已收到。这一定会使您失望，我未能做有效的帮助，抱歉得很。”9又信说：“倾得厦大校长王德耀先生来函，兹一并寄出，厦大寄读主要困难为宿舍问题……”10这些史料印证，联系水产学系学生借读国立厦大，有公私两条渠道，公是校长委托代理系主任联系，私是养殖组四学生请求恩师施以援手。但结果相同：宿舍困难，无法安排。至此，借读国立厦大事遂作罢。

3月6日，借读之事有了转机，王以康先生联系国立复旦大学借读有了进展。据朱树屏给辛学毅（水产学系助教）和学生的信中记述：“对山大同学向复旦大学借读事，……经王以康先生接洽，结果尚好。”11现章（益）校长九日晨当面允为三组全体同学筹备宿舍。复旦正切盼山大拟定详细办法，课室及实验室亦由复旦筹备。”12并说，此事已电达山大。

3月9日，赵太侔校长获悉复旦大学同意借读，即嘱水产学系尽快制订方案。3月 18日，学校临时校务会议研究，基本上同意水产学系提交的借读方案，并要求立即着手赴沪借读的各项准备，主要包括本学期教学与考试安排，教职工在沪待遇及生活安排等。13之后的十几天里，尽管遇到了学生大辩论、学生自治会误以为水产学系是“南迁”而扣压部分物品、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团结大游行”等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并未阻止校方决定的实施。4月 1日，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学生61人14、沈汉祥代主任等教职员 15人，乘中兴轮船公司景兴轮自青岛启程赴上海。15 4月18日，借读学生在国立复旦大学完成注册后正式上课。受聘为学生授课的教师有：朱树屏、沈汉祥、王贻观、沈毅、徐墨耕、何锡瑞、成亚林、孙正言、王以康、陈谋琅、侯朝海、陈修白、徐森。16据沈汉祥回忆，在上海为水产学系借读学生上课的还有吴善长、章鸣和闵菊初。17

在5月27日上海解放前，一部分学生自行返回青岛。据沈汉祥记述：

“……我却始终关心同学，并热心在假期中为同学补课（因解放前后停课且本学期开课较迟，所以补课到九月中旬），因此水产系的同学对我都有好感，要我任系主任，将意见反映给山东大学接收人王哲同志。王哲同志到上海开宣教会议，顺便向上海水产公司筹备处军代表李人凤洽商，聘若干人为水产系教师，并约我谈话，表示希望我担任水产系系主任，教授名义。当时我就答应了，且提出了向上海水产公司聘师资的名单，王哲同志再和李人凤同志协商，李表示同意。在九月底，偕水产系同学自上海返青岛。同来青岛的，还有复旦大学生物系海洋组学生，三年级学生以复旦生物系名义在学校借读（其中有后来成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管秉贤、任允武，国家海洋局情报所高级工程师陈上及等），一二年级学生则分别转入水产系有关专业（组）学习。”18

以上就是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事件的始末。应该说，主观动机单纯，来去龙脉清楚，结局也是好的。

二、借读事件的成因

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之所以能成行，除了上面说的国立复旦大学鼎力相助，慷慨接纳，任课教师大都在上海等客观条件外，还有两个问题尚需弄清楚。一是，“援例借读”何来？另一个是，涉事学生和赵太侔校长的思想基础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同样关乎借读事件发生的充要性，当然不能被忽略，得从实践和认识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实践层面看。借读有成例，是制度性安排。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侵占的地区，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大量学生流散、失学。局势相对平稳地区的国立、省立大学都尽量接收他们借读或旁听，以继续学业。据报载，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只有两个条款的“借读旁听办法”。19该办法是因应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几近沦陷，为东北的大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关内继续求学而施行的。并通过报界发布特别通令：国立、省立各大学及国立各专科学校遵照办理。20到了1939年4月，该部又颁布关于学生转学及借读的办法，共有5章21条，分别就学生转学与借读的资格、借读与转学证书发放及管理、借读与转学手续、借读生待遇等作了规定。特别对各级学校接收借读生提出要求：

十五、公立学校均应尽量收受借读生，私立学校……经指定后，就规定收容额数收受之。

十六、公立学校及经指定之私立学校，如各级学额已满，或教室不能容纳时，应酌量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暂作教室及宿舍。期实验设备如感不敷，得分组轮流实验。

十七、公私立学校因收受巨额借读生而增加之经费负担，得由各校报告借读生人数及所需经费数量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酌予补助。

十八、公私立学校因收受借读生而加之各班，得由各校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就战区退出之教员中选聘前往服务。

十九、借读生得以插班或开特别班方式编配之。

二十、借读生如因特别原因不能于学年或学期开始时入学者，借读学校得斟酌情形，于学期中收容之。

二十一、各级学校不得无故拒绝收受借读生，如有藉词拒绝者，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予相当处分。21

事实如此，在处理水产学系借读一事上, 赵太侔校长之所以有底气 ,一则 , 有成例在先 , 援例就是引用成例，这是实践依据；二则，借读是学校主管机关的一项全国性制度安排, 他是依规行事。由此两点，赵太侔自然不惧他人说三道四。这还从旁诠释了笔者另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赵太侔在《自传》中，记述了1936年开除学生和1948年营救被“特刑庭”逮捕学生之事，独对水产学系借读只字未提。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治校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必要说与他人。

从思想认识层面分析。首先看校长赵太侔的思想认识。就当时全国形势、青岛情形而言，赵太侔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履行校长职责，与学校、与水产学系共进退；二是归因于局势动荡，消极对待，置之不理；三是随大流南撤，保全自己。他选择了第一种。赵太侔既坚决制止刘次箫等少数反动分子策动“山大南迁”的图谋，也反对把水产学系“单独迁出”，拍板决策并积极推动学生赴沪借读。显见的理由是：不使山大重蹈抗战时期南迁停办的覆辙，不让亲手创办且势头正劲的水产学系毁于一旦，不忍众多学子学业中辍。这固然难能可贵，但此中折射出的关键时刻敢于决断、公而忘私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则更令人敬佩。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我不能丢开全体员生不管，而一走了之……危难之际，只有和大家抱在一起，患难生死与共。”22这才是赵太侔作出正确选择的思想基础。由此，也诠释了他在青岛解放前夕，为什么坚持留下来， 成立并领导学校应变委员会进行护校，把国立山大完整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他的这一功劳，不应该被漠视，更不应该被窃取或者湮没！

其次，从学生的思想认识层面看。据史料显示，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当时在校学生分别为34人和58人，共92人23（见表一）。其中，去上海借读的有61人，占66%。这些当事人的想法是什么，对于弄清楚借读之所以成行的动因和动力至为重要。这方面的史料较多，仅举几个典型之例。

例1，1949年2月9日，养殖组学生李重华、王堉、尹法章、郭玉洁，给已离任系主任朱树屏的信中记述：

“因时局关系，水产系中除尹左芬先生外，其余诸位先生皆先后离校，看目前情形，即使时局好转，下学期彼等亦不能返校开课。生等入学两年半来所渴望于学习者，尽成泡影，四年之后进入社会，如何能以立足，实不敢作何奢想。每一思及常不寒而栗……厦大海洋系水产组有老师之挚友郑重先生，生深望去彼处借读，以继学业而望将来。”24

对中断学业、难以立足社会的忧虑甚至惶恐，对渴望借读“以继学业而望将来”的期盼，均跃然纸上。学生给恩师去信，还是求援，所表露的应是真情实意。

例2，3月20日，也就是借读之事已成定局后，水产加工组李爱杰等14名学生致信朱树屏，询问课程安排等事宜。信中共提列12门课程能否正常开出，仪器设备药品是否充分，有的课程是单独开还是与复旦大学同学同上等问题。并说：“以上各问题为我等所深切考虑者，因时光匆促，上提各问题如不能即时解决，下学期之光阴将白白掷去，将来四年级一年中又能学到什么呢？”25字里行间，所念所想的是不能虚度光阴，希望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并未流露出其他杂念。

例3，李爱杰和马绍先在各自的《自传》中，记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赴沪借读一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爱杰是这样说的：

“1949年4月，因处于解放前夕，许多教授都随其本身机关迁往上海，经来往交涉，校方决定二三年级到上海就读，我赞成。3月末的天气还有些冷，在学校自治会所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借读的水产系同学和阻止的同学之间展开斗争。我穿着臃肿的大衣曾跳到台子上，述说到上海去的理由，强调了去是为了读书，事实上是自己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认为读书读好，才可以混饭吃……”26

马绍先有两段记述：

“1947年暑假后，我考入了水产系一年级，得到了奖学金的待遇，除了吃的外还少有一些节余，可以买书。当时认为已到了我人生最安全最好的生活。对于一切政治活动及山大的反动党团活动一概不问不闻。只是一味地读死书，好好上到大学毕业，好混差身，享受新式的都市生活。”“1949年四月一日，我系南下上海复旦大学借读时，我也是去的一个。我去的动机就是山大水产系大部分教员已去上海，青岛上课已很难进行……（我）认为穷人一样可以创好的，只要努力读书就行。这种思想是我当时思想的主流。”27

李、马两位先生所说，“读好书，才可以混饭吃”“好好地上到大学毕业，好混差身”，话虽糙，但理却不糙。这与养殖组李重华等同学“以继学业而望将来”，异曲同工，旨意相同，表达的都是完成学业对人生前途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未来有个好前程的期盼。

有这样的主观动机作为思想基础，“跳到台子上”与人争辩，坚持借读主张；客观上困难再多、压力再大，赴沪借读之决心坚定不移；再加上实践中又有成例在先和政策支持，借读是必然的选择，就完全说得通了。

在时局剧烈动荡之际，那些为民族大义、国家利益而不畏牺牲、挺身而出的先进分子，固然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但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而言，能独善其身，还对前途抱有希望并愿意为此一搏，也属难能可贵了。

表一国立山东大学各院系学生统计表

根据《国立山东大学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各院系在校学生数统计表》整理，资料来源：《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第24期，1947年12月31日

三、为水产学系借读辨诬

如上所述，1949年春，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学生为继学业、为谋前程，由系务会提请、校务会审议通过、赵太侔校长决定，援例南下上海，借读国立复旦大学。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动机单纯、过程清楚、结局尚好。但是，在许多史料中却被称为“南迁”，变味为一个“政治事件”，给一些人带来了不良影响。关键是“水产系南迁”之说与史实不符，不能不提出质疑。

称借读为“南迁”的资料不少，不能一一罗列，这里只选择影响较大的甲乙两种（为方便起见，引文正文为甲乙相同部分，括号内为乙区别于甲的部分）。先搞清楚问题所在，然后就关键点逐一解析。甲（乙）两种资料是这样记述的：

“1949 年春（初），国立山东大学以刘次箫为首的特务（分子）密切配合青岛（反动）当局，一方面盗卖学校财产，集结存款准备南逃，一方面策划（着）把整个学校南迁（到）台湾（的阴谋）。为掩人耳目，他们（敌人）选中学生籍贯大部分在南方的水产系，并指示部分（反动）学生在校内大造学校南迁上海复旦大学的舆论，以诱拐（煽动、欺骗）部分对共产党不了解的学生跟着他们跑……如果水产系南迁，紧接着就是整个学校的南迁，这就意味着整个山东大学的毁灭。……最后，水产系大部分师生坚决留校，系里的图书、设备大部分保留下来，少数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的同学和教师乘船赴沪，但很快被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挡了回来。青岛解放后，除少数学生自散外，南迁的师生大部分返回了学校。”28

（下转第4版）

1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编著《中国共产党青岛百年史话》，第 122 页，青岛出版 社，2021。

2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9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3 赵太侔 1947 年 6 月 8 日致信朱树屏，载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51 页， 海洋出版社，2007。

4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99 页，海洋出版社，2007。

5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08 页，海洋出版社，2007。

6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1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7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08 页，海洋出版社，2007。

8《沈汉祥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9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2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0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0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1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2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2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6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3 王元忠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第 51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14《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学系来沪学生名册》，存复旦大学档案馆。

15 王元忠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第 51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16《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学系来沪教职员工名册》，存复旦大学档案馆。

17 沈汉祥《我对山大水产系的回忆片断》，载《往事集》，第 104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 版社，1998。

18 校史编研室编《山东海洋学院校史（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 91 页。

19 国民政府教育部《借读旁听待遇办法》，载《时报》，1931 年 12 月 3 日二版。

20 国民政府教育部《借读旁听待遇办法》，载《时报》，1931 年 12 月 3 日二版。

21 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各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载《申报》，1939年4月7日四版。

22《赵太侔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3 载《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第 24 期，1947 年 12 月 31 日。

24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24 页，海洋出版社，2007。

25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5 页，海洋出版社，2007。

26 《李爱杰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7 《马绍先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8 张立华等编著《中共山东大学党组织早期革命活动研究（1921-1949）》，第 79/8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

文章作者：魏世江

文章来源：第221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