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2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百年华诞倒计时一周年之际，校史编委会举行了《历史卷》文稿评审会。与会的教育界、史学界学者专家对文稿进行了客观评审，并给予优秀级评价。以此为标志，《中国海洋大学史》编撰进入收官阶段。校史编纂就像一场考试，编著者交出的是一份比预期要好得多的答卷，大家都很高兴。于我而言，总算不辱使命、未负信任，也感到欣慰。
《中国海洋大学史·历史卷》文稿评审会 （冯文波 摄）
学校首次官方修史何以成功，确需认真总结，以究其源、明得失，供后人参考。
一、形制选择基于现实
进入新世纪，学校层面正式讨论修史，是在2004年11月初的一次书记办公会上。在讨论并布置了学校80周年校庆工作总结后，时任党委书记冯瑞龙教授提议，让我担纲校史编写任务。但经过讨论认为，时下修史基础薄弱，我也表示难以胜任，此事便搁置下来。到2017年底我接受任务时，基础薄弱的状况虽有改善，但并未根本改观。
“海大校史是什么样的”（指形制、体例、定位等）“怎样编撰”“哪些人能够参与”等一系列问题，我心中是没有底数的。坦率地说，已经接受任务了，还对即将要做的事情没谱儿，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是没有过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风险太大！试想，在这个过程中，滑倒、呛水事小，蹚不出路子来，到不了河对岸，那事情可就大了。
2018年春，编委会组织部分同志到兄弟高校参观学习，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天津大学校史研究专家王傑教授倾囊相授，我们取到了“真经”，获益良多。他们的修史经验和启示，为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编纂提供了借鉴，树立了标杆。
在分析、评估了校史资料、参编人员及其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情况后，与时任党委宣传部长陈鷟一起草拟了一份参编人员名单，报编委会领导审定。与此同时，我开始恶补历史学基础知识，并对史学大家吕思勉的“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体例最为齐全”①深以为然。一则，上述体例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演变及趋势，纪事本末体最利于查考一件事的始末，纪传体长于以人记事，典籍制度类静态史重点在于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二则，采用多种体例，可以吸收更多同事参与到校史编撰中来，壮大主创力量，有利于完成任务。
基于上述，我提议《中国海洋大学史》的形制为丛书式，分为《历史卷》《人物卷》《成果卷》《规章卷》《图志卷》和《现象卷》，再加上《中国海洋大学纪事》（前为《中国海洋大学大事记》），统称为“6+1”卷本。这个提议在2018年7月校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比较好地回答了“海大校史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2018年底，校史编委会建立各卷编写组并确定了一名主编，再由主编选配副主编和适任参编人员。2019年4月，学校举行正式的聘任仪式，校党委书记、校史编委会主任田辉教授，常务副书记、校史编委会副主任张静教授为大家颁发了聘书。时任校长、校史编委会主任于志刚教授在《历史卷》《人物卷》主创人员的配置上果断拍板，促使校史编纂工作加快推进。
党委书记田辉（中）为有关卷本主创人员颁发聘书 （刘莅 摄）
校史形制的设计基于学校的现实条件，得到了编委会的赞同，为校史定了盘子；骨干力量的调整与充实，加强了校史编写的人力，解决了面临的主要矛盾，为修史奠定了基础。
二、编纂方案切实可行
《中国海洋大学史》的编纂是个系统性工程，用时长、卷本多、头绪杂。为确保学校这项文化建设项目顺利推进，校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审定了由我草拟的《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编纂工作方案》（简称“编纂方案”）并公布实施。
“编纂方案”把六年修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作出总体安排，即“一年准备，四年编撰，一年出版”；提出了总体要求，即明确各阶段任务及完成时间，明确责任者、具体要求；确定总体目标，即编著一部校史、培养一支校史研究骨干力量。按照“编纂方案”的要求，各卷主创团队分别制订编撰计划，分解任务，排定进度，责任到人，并很快进入编写状态。
“编纂方案”规定，校史所记史事及数据，截止到2022年12月。但2023年发生的六件大事也破例做了记述，依次是学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引进欧洲科学院院士、“顶尖人才岗位”特聘教授张弛，海洋食品加工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薛长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峻峰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与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这样一来，校史编纂既有整体方案，又有分卷计划，确保了工作有序推进、过程可以控制。实践证明，“编纂方案”设计的总体安排没有走样，工作路径没有变轨，是切合实际的。总体目标也得以基本实现。
三、校史定位符合规律
这里所说的“校史定位”，在措辞上并不严谨，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思想定位”，即校史编写的指导思想；另一个是“性质定位”，即校史的类型及其主要内容。前者为校史撰写提供思想方法与原则，后者规定校史的性质及主体，两者共同决定校史的思想性、科学性。
在研讨校史定位时，编委会领导提出，校史要贯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确保其思想正确。同时，也要符合史书的基本规范，体例上要有模有样，能够立得住。据此，我草拟了校史编撰的指导思想，经校领导斧正、编委会审议通过，表述为：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全面记录、详略得当，既重器物、又重人文，叙论相宜、论从史出，经纬结合、先纵后横。
校史编委会举行全体会议 （李华昌 摄）
（一）关于“思想定位”把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原则贯穿于校史文稿中，突出的有两个方面：首先，在叙事上，正确处理了群众与领导的历史地位问题。既体现师生员工是创造学校历史的主体力量，也反映领导集体或领导者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海大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辈辈海大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新创造的结果。因为有他们，任务才能化为成就；因为有他们，愿景才能变为现实。但不可否认，在每个历史时期，长校者或决策层基于彼时局势、条件及前瞻性预判所作出的规划、决策、决定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方向及进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叙事上做到了辩证对待，两者兼顾。
其次，在评论上，坚持态度谨慎，论从史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明白地启示我们，前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受到“时局和条件”的影响。评论前人前事不是不可以，但应当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和具体场景。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置评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坚持严谨考订史料，用史实说话，用逻辑和事理给出。
一般意义上的修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都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校史编撰亦不能例外。“史”是指史料史实，是第一位的，“论”是指结论、观点、论断，是第二位的。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所谓史论结合，就是在修史时既要记述学校、学科或某事的沿革，知晓其演变情形，又要依据史料去分析、考订、推理，透过史实认识其发展规律；所谓论从史出，则是指结论、观点、论断均应源自于史料，根据史料记载的事实，经过缜密思考、归纳得出，绝不能先期预设、主观臆断。这一点主创团队视若雷池，未曾逾越半步。
（二）关于校史的“性质定位”在借鉴兄弟高校修史经验和参阅十几部中国大学校史（史稿）的基础上，编写组提议、编委会会议审定，《中国海洋大学史》定位为人才培养史、学科发展史和科技发展史，属于高等教育史范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人才培养史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这完全符合我国高等学校建设、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形和基本规律。基于此，我们从通史、人物、典章、成就等不同维度予以全面记叙。
《人物卷》遴选87位校史人物，通过搜集、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一手史料，编撰出事真、言真、情真的人物传略，让他们成为形象丰满的“这一个”，并对一些人物重新作出更加符合史实的评价。《成果卷》筛选238项成果，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四大类，全面呈现百年来海大人所获标志性成就。《规章卷》挑选300余项制度，展示各时期重要规章，体现依法依规治校理学的法治精神。《图志卷》旨在以图说史，精选约1000幅有代表性的图片，直观而简要地呈现海大园风貌和海大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现象卷》则以报告文学为体裁，阐释校史上形成的认同度高、影响大的办学经验或成就，以人记事、以事记人相结合，从某个方面呈现海大人勇立潮头、树人立新、谋海济国、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中国海洋大学纪事》仍沿袭原《大事记》成例，大事不漏、要事稍详，如实记录、不予置评。编写小组根据新掌握的史料，增补了百余个条目，修订了900多个条目，考订了一些错讹之处，续编了2014年—2023年的内容，史料价值大为增强。《历史卷》以校史分期为经，以治校、改革、师资、学科、教学、科研、条件、红色记忆与党的建设等为纬，纵横结合，记述了中国海大近百年发展的脉络及概貌，记录了一辈辈师者教书育人、潜心学术、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诸方面的创造创新，并不惜笔墨反映一代代学子刻苦求学、追求进步的典型代表及先进事迹。
四、纲目拟定群策群力
修史编志各有重点和难点，史在分期，志在分类。中国海大此次修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结论。
首先，校史分期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③《中国共产党史》的分期，主要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启幕等时间节点。其次，应重点考察学校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如性质（私立、国立）、类型（多科性、综合性）、层次（重点大学、特色大学、一流大学）等，并尽可能准确地予以表征，回答好学校在该时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之问。再次，需照顾到广大校友、教职员工在校史观上的习惯性认知，校名更改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校史分期的重要依据。根据上述，我们把学校的历史分为九个时期，每个时期设为一篇。这一点虽然早就成为共识，但确定这九个时期的篇目，也就是《历史卷》的大纲，却成了一大难题。
最初版的《历史卷》大纲，虽经2019年1月第二次编委会审定，那主要是为主创团队成员分工并尽快投入写作提供便利，考究、斟酌不够。初版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格式不规整、前后表述不一致、整体性较差（见表）。随着文稿撰写的推进，主创团队不断思考、讨论，心得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在文稿评审阶段吸收了校领导和校内外学者、专家的意见建议，最终形成了现行版的《历史卷》大纲（见表）。
《历史卷》大纲
《历史卷》大纲逐渐完善的过程，反映了编委会领导层对学校百年发展脉络及各时期典型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反映了主创团队对史稿体例及其记述要领的掌握有了进步。
如同大纲题定纲成一样，大纲之下的纲目（章、节、要点）的拟定，则伴随着文稿撰写的全过程。最初版的纲目，由我根据大学基本职能和《中国海洋大学大事记》（2014版）所载史实草拟，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各位执笔人据此进行撰稿。在写作过程中，由他们根据掌握史料的多寡进行调整、修改。直到《2023年“双节”文稿审修问题清单》汇集时，再经研讨才形成了现行版的完整纲目。这个纲目虽不尽完善，却是主创团队在编委会领导的指导下，边写边改、共同研究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五、叙事评论相偕相行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也。”④吕思勉关于历史一词的定义，明确告诉我们，修史有两件事做：一曰叙事，即忠实记录历史，也就是通常说的沿革，以显示发展历程；一曰研究，即就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主要问题，根据史料和事理进行考订、给予评论，以揭示事件或问题的因果关系，进而趋近于真相，认识其规律。叙事与研究并行不悖，两者不可偏废，是修史的根本所在。
坦率地说，对于通过评论进行研究一事，在准备工作阶段，我本人的认识并不到位，曾一度认为，学校的历史不过百年，评论前人前事难度很大。担心分析能力不济，评论不当乃至出现偏差，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思想包袱很重。直到样章初成，在对其进行研讨的过程中，这一偏颇才在校领导和同事们的启发下得以纠正。我曾多次表示，应根据史料和文稿撰写情况，采用夹叙夹议之法，坚持应评即评，坚持用事实说话；至于表达是否确切、恰当，在审稿阶段再听取意见，重要事件和问题的评论，还需要经过集体讨论并经校领导审定。随着史料的丰富，主创团队认识上不断深化，评论也愈趋成熟，研究的特性愈加明显，水平也有所提升。譬如，对校史溯源的权威性、科学性进行探讨，筑牢了中国海大源头这一核心校史观念；对民国时期两位校长治校理学实践的初步研究，提出了“杨赵体系”的概念并厘定了其主要内容；对水产系学生借读复旦大学一事的研究，揭开了被长期遮蔽的真相，为涉事师生辨诬，还他们以历史清白；对私立青大图存未果、国立青大改设为国立山大的主张者、海洋科学学科发端、海洋学系成立、山东海洋学院筹建、改革开放初期转型发展等若干史事，根据新史料进行重新审视、综合考证，得出了一系列新结论、新观点，更新并丰富了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史观。
六、质保机制行之有效
关于校史文稿的质量保障，编写组从策划阶段就作为一个重大问题予以重视，过程中须臾未曾疏失。一件事情，行为主体自警自省、讲求质量是常规常态，而借助外部力量加强质量控制则是有益补充，有利于把事情做得更好。《中国海洋大学史》的编撰就是依此理进行的。
首先，在制订“编纂方案”时，编写组就设计了文稿“三上三下”审修关键机制。在实践中，这个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三次稿审修阶段，校领导、二级单位的领导、离退休老领导、老教授共200余人参与修改，提出了若干意见建议，订正了若干史事，修正了若干不确切、不恰当表述，使文稿的内容质量上了一个台阶。
本文作者魏世江教授（左）同原青岛海洋大学校长施正铿教授商讨校史编写事宜 （纪玉洪 摄）
其次，邀请专家学者审稿。四次稿形成后，我们特别邀请天津大学王傑教授、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兰州大学张克非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欧七斤教授和学校蔡勤禹教授、马树华教授，以及青岛市翟广顺、周兆利等专家，分别从历史观、教育史以及体例、文法等诸方面给予把关。另外还邀请董双林、管长龙、江文胜、李琪等几位教授从科学技术术语及其内涵上给予指导，以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
还有，学校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及亲力亲为更为关键。他们于百忙中审修了大量繁冗的文字，提出了中肯、切实的意见，解答了若干疑难问题，显著提升了文稿质量与水平。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领导高度重视校史出版工作，组织骨干编辑，严格三审三校，使文稿质量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
由于学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主创团队精益求精，辅以上述质量保障机制行之有效，才有了大家看到的这部质量上乘的校史。
七、功成事立决于人和
学校首次官方修史之所以成功，上述皆为重要原因。但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人和。
第一，全校上下齐心协力。编委会审定的“编纂方案”在校史形制设计与审修制度安排上，就着眼于调动全校力量。采用丛书制式，吸纳更多愿意为学校多作贡献，对历史、校史感兴趣的同事参与，壮大了编撰力量。实施“三上三下”审修关键机制，各卷组建了30人左右的审稿小组，由现任校领导、退出学校领导岗位的老领导、机关部门和学院的主要领导参加，分卷把关文稿质量。在准备工作阶段，编委会在全校各单位设兼职的“校史编撰员”，负责提供本单位相关资料，成为校史编委会办公室与各单位沟通联络的桥梁。由近百人组成的校史编委会，认真行使编纂工作决策机构职责，搭班子、把方向、定盘子，领导校史编撰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第二，各方协作没有分力。在史料收集、文稿撰写、审核修改等环节，但凡涉及单位之间相互配合、需要协调之事，大家都不分份内份外，尽力为校史编纂提供帮助、给予支持，展现了海大人每逢大事上下齐心、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第三，主创团队同心戮力。校史“6+1”卷主创团队成员大都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少有史稿编著经验。但他们坚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⑤的至理，迎难而上，虚心求教，边干边学，修史素养不断厚实；他们共享史料，彼此协作，相互支持，致力于编著高质量校史这一共同目标；他们牺牲寒暑假、节庆假期，收集考订史料，撰写修改文稿，用汗水和心血换来所承担任务的完成。主创团队为修史立下了头功，应当给予褒奖。
《中国海洋大学史》首发式 （赵海磊 摄）
最后补充一点。我以逾花甲之年，不计难易，受任校史编撰业务工作之责，学校党政领导始终给予信任与支持，这当然也属人和题中之义。这种信任是完全的、充分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及时的。没有这一条，我的意志、决心不会如此笃定！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领导曾在不同场合说过：“人最希望得到信任，也怕受到信任。因为这代表着责任，意味着头拱地也要把活儿干好。”这话我感同身受，铭记在心。于我而言，修史之责，事比天大！既已承诺，就应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以不辜负这份信任，不辱没这份托付。再者，我求学于斯，成长于斯，是海大培养了我，能有机会多为学校做点事儿，也是应尽之责。信任、责任、爱校是我倾心投入的全部动力。至于个人名利，从未在考虑范围之内！
八、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此次修史虽说功成事立，既完成了学校文化建设的一大工程，也为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欣慰之余，我却常有内疚和遗憾之感，这主要来自于《历史卷》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第一，史料未能穷尽。民国时期学校大量的史料散藏于济南、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档案馆，大都没有电子化或公开出版。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和档案管理法规的某些限制，未能完全抄录或不得查阅，这导致《历史卷》中少数事件记述的完整性、充分性打了折扣。由于采用不少二手资料，有些事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且考订不够。如1952年《山东大学院系调整方案》的制订、1958年12月前后山东海洋学院名称的确定、1960年山东海洋学院进入全国13所重点大学行列等，就缺失过程性史料。
第二，文风不尽一致。由于《历史卷》执笔者的知识背景、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叙事方式、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上各有千秋，导致全卷文风不尽相同。尽管每次审修都着重予以协调，虽有所改观，但离“众手修史，如出一笔”的高标准相去甚远。这种缺憾只能留待校史修订时给予弥补了。
第三，评论尚不到位。正如前述，在《历史卷》中置评，我们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还涉及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姑且不论。我们能做并着重做好的有三点：一是坚持论从史出，让史料和事实说话；二是持论公允，不溢美不贬低；三是考订严谨，用权威史料、用逻辑和事理给出。尽管如此，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客观上用于文稿撰写、审修的时间并不充分，难免斟酌、研究不够，在评论的准确性、深刻性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另外，鉴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一向是件极为敏感且复杂的事情，文稿中应当置评而未落实之处，在校史各时期都能找到。这也有待后来修订时进行完善。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校已届十秩，编修《中国海洋大学史》是吾辈海大人的使命。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主创团队艰苦努力和全校上下通力协作，《中国海洋大学史》“6+1”卷问世了。这是学校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献给学校百年华诞的一份礼物。作为海大人之一分子，我为母校尽了一份责任，深感荣幸和荣光！同时也对可能到来的方家之评做好了心理准备。
（作者简介：魏世江，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史》编委会副主任、编写组副组长，兼《历史卷》《现象卷》主编、《中国海洋大学纪事》副主编。曾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纪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图书馆馆长）
【注释】：
①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③靳德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⑤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编辑：李华昌
责任编辑：李华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