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学系借读与“南迁”之辨

引子

1998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时间不记得了），我在鱼山校区图书馆前花园的路上，偶遇水产学院李爱杰教授。他不知从谁那里得知我正在编写学校《大事记》（1999年版），先是鼓励了几句，就提到水产学系发展不容易，经历了不少波折。他说了很多，但我印象深刻的是青岛解放前后水产学系到国立复旦大学借读一事。他说，由于这件事和当时形势搅合在一起，而被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致使他和几个同事同学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不得不反复交待，有的甚至遭到了迫害。说到激愤处，李先生眼里满含泪花，希望在学校《大事记》中能实事求是记载。我与李先生相识，但并不相熟。倘非遭遇不公和委屈，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位长者在一个不熟悉的晚辈面前，诉说心中块垒！这也是我至今对此事还留有印象的原因。

可惜的是，我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史学素养不高，未能把他那番话记录下来，形成历史资料，以致于现在要进一步弄清这件事，缺失了一份极可信而又珍贵的史料。每思及此，我都懊恼不已。虽然在1999年版《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根据已有史料，采信了借读一说，但限于体裁和篇幅，只记录了事件的主要环节，未予置评，故而影响力有限。随着学校修史的深入，关于水产学系借读国立复旦大学一事的史料也愈加充实。时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能够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还原事件的基本面目，给历史、给后人一个可信的交代。

一、借读事件之始末

历史事件，往往只有回到其发生时的情形，才能看得真切。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事件，就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1948年秋，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决战阶段。9月，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我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菏泽、临沂、烟台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撤退，山东境内只剩青岛一座孤城。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已从北、西、东三面钳制青岛守敌，只敞开一条海路逼敌撤退。^①至冬天，据高哲生（动物学系讲师）给朱树屏的信中描述：“青岛近中极端恐慌，每次南行船只均拥挤不堪。”^②在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学校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林部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青岛分处等机构先后撤往上海。^③据沈汉祥在文章中回忆和朱树屏在《水产系概况》（1948年8月）中记述，两者相互印证，上述机构中被聘为水产学系兼职教师的王贻观、温保华、王以康、戴立生、苏仁濂、康迪安、刘伟等也随之撤离青岛。再加上因聘期届满，于9月底到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动物研究所工作的原系主任朱树屏教授，水产学系专科教师大都离开。这不仅影响该系二三年级学生本学期课业，更重要的是下学期课程无法按计划开出。对此，学生忧心忡忡，校长也很着急。这就是导致借读事件发生的宏观背景和直接原因。其过程大致如下。

1948年11月9日，水产学系代理系主任沈汉祥面见赵太侔校长，转达学生尽快解决开课教师问题的要求。据他给朱树屏的信中记述：“因其他学系山大若不搬出，学生可至其他学校借读或插班，独水产系仅山大一校设立，无其他学校可以借读，故较其他系特殊而希望南迁之也。”赵太侔表示：“虽如此，亦难单独将水产系选迁。”^④11月26日，沈汉祥再次面见赵太侔，建议水产学系迁至厦门，并申述了理由。赵太侔态度明确：局势虽如此，亦不能单独一系迁出，仪器亦不能运出。至于教师问题，可写信与王以康及朱树屏先生设法解决。⑤据考证，这两段对话，是涉及水产学系借读、“南迁”的最早记录，也是判定该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沈汉祥的确想解决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办法是水产学系南迁，却遭到了具有决定权的校长赵太侔的明确否定，并且态度坚决。但水产学系学生课业问题已迫在眉睫，赵校长便决定援例到外地借读。客观地说，校长能为水产学系安排借读，有利于学生继续学业，也保全了自己费尽心力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培养高层次水产人才的系科。这在当时情形下，可谓一个积极而又正确的决定。

当时，国内大学中系科相近、可供水产学系学生借读的只有三所：福建省的国立厦门大学，设有海洋学系；上海市的国立复旦大学，其生物学系设有海洋组；台湾省的国立台湾大学，设有海洋研究所。根据资料记载，12月9日，水产学系学生代表呈书赵太侔校长，提出去国立台大，赵太侔允诺以私人身份写信向台大校长傅斯年接洽。⑥此言是否兑现，未见史料作确。但王以康先生认为，“台湾人仇视内地人，恐于社会不安时有不利举动。”⑦顾忌于此，便未再联系。去国立台湾大学借读，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项。

1948年寒假期间，赵太侔校长致电尚在福建省亲的沈汉祥，委托他与国立厦大联系学生借读事。据沈在《自传》中记述：“山大校长看水产系情况如此，专科教师走避一空，分别通知我（其时我已回家）和王以康先生，向上海复旦大学接洽，在该校生物系海洋组寄读，并通知我同时向厦门大学接洽，在该校海洋系寄读。经接洽结果知，厦门大学限于住宿无法接受……”⑧1949年2月19日、21日，朱树屏教授两次复信李重华等四同学，说：“知道您想借读厦大的心情是极为迫切，厦大以宿舍困难等问题，不能再收借读生，唐世凤先生复函已寄去，想已收到。这一定会使您失望，我未能做有效的帮助，抱歉得很。”⑨又信说：“倾得厦大校长王德耀先生来函，兹一并寄出，厦大寄读主要困难为宿舍问题……”⑩这些史料印证，联系水产学系学生借读国立厦大，有公私两条渠道，公是校长委托代理系主任联系，私是养殖组四学生请求恩师施以援手。但结果相同：宿舍困难，无法安排。至此，借读国立厦大事遂作罢。

3月6日，借读之事有了转机，王以康先生联系国立复旦大学借读有了进展。据朱树屏给辛学毅（水产学系助教）和学生的信中记述：“对山大同学向复旦大学借读事，……经王以康先生接洽，结果尚好。”⑪现章（益）校长九日晨当面允为三组全体同学筹备宿舍。复旦正切盼山大拟定详细办法，课室及实验室亦由复旦筹备。”⑫并说，此事已电达山大。

3月9日，赵太侔校长获悉复旦大学同意借读，即嘱水产学系尽快制订方案。3月 18日，学校临时校务会议研究，基本上同意水产学系提交的借读方案，并要求立即着手赴沪借读的各项准备，主要包括本学期教学与考试安排，教职工在沪待遇及生活安排等。⑬之后的十几天里，尽管遇到了学生大辩论、学生自治会误以为水产学系是“南迁”而扣压部分物品、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团结大游行”等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并未阻止校方决定的实施。4月 1日，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学生61人⑭、沈汉祥代主任等教职员 15人，乘中兴轮船公司景兴轮自青岛启程赴上海。⑮4月18日，借读学生在国立复旦大学完成注册后正式上课。受聘为学生授课的教师有：朱树屏、沈汉祥、王贻观、沈毅、徐墨耕、何锡瑞、成亚林、孙正言、王以康、陈谋琅、侯朝海、陈修白、徐森。⑯据沈汉祥回忆，在上海为水产学系借读学生上课的还有吴善长、章鸣和闵菊初。⑰

在5月27日上海解放前，一部分学生自行返回青岛。据沈汉祥记述：

“……我却始终关心同学，并热心在假期中为同学补课（因解放前后停课且本学期开课较迟，所以补课到九月中旬），因此水产系的同学对我都有好感，要我任系主任，将意见反映给山东大学接收人王哲同志。王哲同志到上海开宣教会议，顺便向上海水产公司筹备处军代表李人凤洽商，聘若干人为水产系教师，并约我谈话，表示希望我担任水产系系主任，教授名义。当时我就答应了，且提出了向上海水产公司聘师资的名单，王哲同志再和李人凤同志协商，李表示同意。在九月底，偕水产系同学自上海返青岛。同来青岛的，还有复旦大学生物系海洋组学生，三年级学生以复旦生物系名义在学校借读（其中有后来成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管秉贤、任允武，国家海洋局情报所高级工程师陈上及等），一二年级学生则分别转入水产系有关专业（组）学习。”⑱

以上就是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事件的始末。应该说，主观动机单纯，来去龙脉清楚，结局也是好的。

二、借读事件的成因

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之所以能成行，除了上面说的国立复旦大学鼎力相助，慷慨接纳，任课教师大都在上海等客观条件外，还有两个问题尚需弄清楚。一是，“援例借读”何来？另一个是，涉事学生和赵太侔校长的思想基础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同样关乎借读事件发生的充要性，当然不能被忽略，得从实践和认识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实践层面看。借读有成例，是制度性安排。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侵占的地区，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大量学生流散、失学。局势相对平稳地区的国立、省立大学都尽量接收他们借读或旁听，以继续学业。据报载，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只有两个条款的“借读旁听办法”。⑲该办法是因应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几近沦陷，为东北的大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关内继续求学而施行的。并通过报界发布特别通令：国立、省立各大学及国立各专科学校遵照办理。⑳到了1939年4月，该部又颁布关于学生转学及借读的办法，共有5章21条，分别就学生转学与借读的资格、借读与转学证书发放及管理、借读与转学手续、借读生待遇等作了规定。特别对各级学校接收借读生提出要求：

十五、公立学校均应尽量收受借读生，私立学校……经指定后，就规定收容额数收受之。

十六、公立学校及经指定之私立学校，如各级学额已满，或教室不能容纳时，应酌量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暂作教室及宿舍。期实验设备如感不敷，得分组轮流实验。

十七、公私立学校因收受巨额借读生而增加之经费负担，得由各校报告借读生人数及所需经费数量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酌予补助。

十八、公私立学校因收受借读生而加之各班，得由各校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就战区退出之教员中选聘前往服务。

十九、借读生得以插班或开特别班方式编配之。

二十、借读生如因特别原因不能于学年或学期开始时入学者，借读学校得斟酌情形，于学期中收容之。

二十一、各级学校不得无故拒绝收受借读生，如有藉词拒绝者，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予相当处分。^㉑

事实如此，在处理水产学系借读一事上, 赵太侔校长之所以有底气 ,一则 , 有成例在先 , 援例就是引用成例，这是实践依据；二则，借读是学校主管机关的一项全国性制度安排, 他是依规行事。由此两点，赵太侔自然不惧他人说三道四。这还从旁诠释了笔者另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赵太侔在《自传》中，记述了1936年开除学生和1948年营救被“特刑庭”逮捕学生之事，独对水产学系借读只字未提。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治校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必要说与他人。

从思想认识层面分析。首先看校长赵太侔的思想认识。就当时全国形势、青岛情形而言，赵太侔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履行校长职责，与学校、与水产学系共进退；二是归因于局势动荡，消极对待，置之不理；三是随大流南撤，保全自己。他选择了第一种。赵太侔既坚决制止刘次箫等少数反动分子策动“山大南迁”的图谋，也反对把水产学系“单独迁出”，拍板决策并积极推动学生赴沪借读。显见的理由是：不使山大重蹈抗战时期南迁停办的覆辙，不让亲手创办且势头正劲的水产学系毁于一旦，不忍众多学子学业中辍。这固然难能可贵，但此中折射出的关键时刻敢于决断、公而忘私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则更令人敬佩。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我不能丢开全体员生不管，而一走了之……危难之际，只有和大家抱在一起，患难生死与共。”㉒这才是赵太侔作出正确选择的思想基础。由此，也诠释了他在青岛解放前夕，为什么坚持留下来， 成立并领导学校应变委员会进行护校，把国立山大完整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他的这一功劳，不应该被漠视，更不应该被窃取或者湮没！

其次，从学生的思想认识层面看。据史料显示，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当时在校学生分别为34人和58人，共92人㉓（见表一）。其中，去上海借读的有61人，占66%。这些当事人的想法是什么，对于弄清楚借读之所以成行的动因和动力至为重要。这方面的史料较多，仅举几个典型之例。

例1，1949年2月9日，养殖组学生李重华、王堉、尹法章、郭玉洁，给已离任系主任朱树屏的信中记述：

“因时局关系，水产系中除尹左芬先生外，其余诸位先生皆先后离校，看目前情形，即使时局好转，下学期彼等亦不能返校开课。生等入学两年半来所渴望于学习者，尽成泡影，四年之后进入社会，如何能以立足，实不敢作何奢想。每一思及常不寒而栗……厦大海洋系水产组有老师之挚友郑重先生，生深望去彼处借读，以继学业而望将来。”㉔

对中断学业、难以立足社会的忧虑甚至惶恐，对渴望借读“以继学业而望将来”的期盼，均跃然纸上。学生给恩师去信，还是求援，所表露的应是真情实意。

例2，3月20日，也就是借读之事已成定局后，水产加工组李爱杰等14名学生致信朱树屏，询问课程安排等事宜。信中共提列12门课程能否正常开出，仪器设备药品是否充分，有的课程是单独开还是与复旦大学同学同上等问题。并说：“以上各问题为我等所深切考虑者，因时光匆促，上提各问题如不能即时解决，下学期之光阴将白白掷去，将来四年级一年中又能学到什么呢？”㉕字里行间，所念所想的是不能虚度光阴，希望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并未流露出其他杂念。

例3，李爱杰和马绍先在各自的《自传》中，记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赴沪借读一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爱杰是这样说的：

“1949年4月，因处于解放前夕，许多教授都随其本身机关迁往上海，经来往交涉，校方决定二三年级到上海就读，我赞成。3月末的天气还有些冷，在学校自治会所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借读的水产系同学和阻止的同学之间展开斗争。我穿着臃肿的大衣曾跳到台子上，述说到上海去的理由，强调了去是为了读书，事实上是自己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认为读书读好，才可以混饭吃……”㉖

马绍先有两段记述：

“1947年暑假后，我考入了水产系一年级，得到了奖学金的待遇，除了吃的外还少有一些节余，可以买书。当时认为已到了我人生最安全最好的生活。对于一切政治活动及山大的反动党团活动一概不问不闻。只是一味地读死书，好好上到大学毕业，好混差身，享受新式的都市生活。”“1949年四月一日，我系南下上海复旦大学借读时，我也是去的一个。我去的动机就是山大水产系大部分教员已去上海，青岛上课已很难进行……（我）认为穷人一样可以创好的，只要努力读书就行。这种思想是我当时思想的主流。”㉗

李、马两位先生所说，“读好书，才可以混饭吃”“好好地上到大学毕业，好混差身”，话虽糙，但理却不糙。这与养殖组李重华等同学“以继学业而望将来”，异曲同工，旨意相同，表达的都是完成学业对人生前途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未来有个好前程的期盼。

有这样的主观动机作为思想基础，“跳到台子上”与人争辩，坚持借读主张；客观上困难再多、压力再大，赴沪借读之决心坚定不移；再加上实践中又有成例在先和政策支持，借读是必然的选择，就完全说得通了。

在时局剧烈动荡之际，那些为民族大义、国家利益而不畏牺牲、挺身而出的先进分子，固然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但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而言，能独善其身，还对前途抱有希望并愿意为此一搏，也属难能可贵了。

表一国立山东大学各院系学生统计表

根据《国立山东大学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各院系在校学生数统计表》整理，资料来源：《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第24期，1947年12月31日

三、为水产学系借读辨诬

如上所述，1949年春，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二三年级学生为继学业、为谋前程，由系务会提请、校务会审议通过、赵太侔校长决定，援例南下上海，借读国立复旦大学。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动机单纯、过程清楚、结局尚好。但是，在许多史料中却被称为“南迁”，变味为一个“政治事件”，给一些人带来了不良影响。关键是“水产系南迁”之说与史实不符，不能不提出质疑。

称借读为“南迁”的资料不少，不能一一罗列，这里只选择影响较大的甲乙两种（为方便起见，引文正文为甲乙相同部分，括号内为乙区别于甲的部分）。先搞清楚问题所在，然后就关键点逐一解析。甲（乙）两种资料是这样记述的：

“1949年春（初），国立山东大学以刘次箫为首的特务（分子）密切配合青岛（反动）当局，一方面盗卖学校财产，集结存款准备南逃，一方面策划（着）把整个学校南迁（到）台湾（的阴谋）。为掩人耳目，他们（敌人）选中学生籍贯大部分在南方的水产系，并指示部分（反动）学生在校内大造学校南迁上海复旦大学的舆论，以诱拐（煽动、欺骗）部分对共产党不了解的学生跟着他们跑……如果水产系南迁，紧接着就是整个学校的南迁，这就意味着整个山东大学的毁灭。……最后，水产系大部分师生坚决留校，系里的图书、设备大部分保留下来，少数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的同学和教师乘船赴沪，但很快被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挡了回来。青岛解放后，除少数学生自散外，南迁的师生大部分返回了学校。”㉘

正是这段话，把刘次箫等少数反动分子策划“山大南迁”的阴谋与水产学系借读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混为一谈；用子虚乌有的假设作为前提，推测出一个硕大的恶果，强加于水产学系头上！就这样把水产学系置于历史正确的对立面，借读便被认定为“南迁”。

这段话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次是：

其一，刘次箫时任国立山大训导处处长，曾参加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史称中统局或中统），不假。但说他“盗卖学校财产，集结存款准备逃跑”，则有待作确。理由有二：一是由于档案管理规则限制，到目前未见证据示人，原文未作注释，可谓不确；二是于事理不通。刘次箫仅是一个管理学生部分事务的部门长，不要说他掌握的校产有限，就是再多，校方建有“应变委员会”，进步师生组有“应变技术委员会”，职责就是护校，他能盗卖得了吗？至于其他校产，学校有专责部门、专人管理，岂容他觊觎？除非整个国立山大无人职守，否则此说何以成立？退一万步说，他能盗卖，说明他已有钱，也有时间，加上中统分子的身份，完全具备了南逃的条件。但事实是，他并未逃跑，是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的。此人可以逃、能够逃，为什么不逃？留下来等死吗？这于事理不通、逻辑不合。故此说有待确证。

其二，“山大南迁”不是史实。“一方面，策划（着）整个学校南迁（到）台湾（的阴谋）”一句，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是“策划”“策划着……的阴谋”，是企图而不是事实。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企图、策划是构不成事件的。事实是，1948年9月至11月，济南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国立山大40多名南方籍学生提出休学，刘次箫等人利用关系为这些学生购得价格优惠船票，帮助他们南下回家，并授意三青团青岛分团主任、《大民报》社社长张晓古在报纸上大肆渲染。㉙12月9日，还是这家报纸，又奉刘次箫之意，造谣“山大准备南迁四川成都”。㉚12月22日，校内出现了一张壁报，言及战事关乎师生性命问题，要求学校“尽快设法迁移至安全地带，并提出校方将图书、仪器先搬走。”^[31]此事是否与刘有关，未见考据，但依两次利用报纸制造舆论看，刘有重大嫌疑。面对刘次箫趁机煽动国立山大南迁的图谋，校长赵太侔态度明确，针锋相对。11 月29日，他在泰山路工学院礼堂对全校学生说：“学校南迁，目前尚未做此准备，事实上有很多之困难，非到紧急时不能有所行动。”并要求学生“努力用功求学，要有上到最后一课之精神”^[32]，稳定了学生情绪。资料记载，翌年3月中旬，也就是水产学系借读之事尘埃落定后，在赵太侔主持的一次校务会上，“曾有人动议迁校，但遭到了丁西林、童第周、曾呈奎和杨向奎等多数人的反对，校长赵太侔自己也不想走，故迁校动议未能通过”。“有人动议”，是否为刘次箫提议，未见史料佐证。就算是他，该动议亦被校方否定，“山大南迁”图谋到此就终结了，与水产学系借读无半毛钱关系！所谓“如果水产系南迁，紧接着就是整个学校的南迁，这就意味着整个山东大学的毁灭”，完全是杜撰。

事情很清楚，刘次箫等反动分子借南方籍学生申请休学回家和水产学系学生南下借读之际，用了阴谋和阳谋两手，也没能避免“南迁山大”的企图胎死腹中。众所周知，定义一个事件成立，需具备至少三个要件，简单说就是事件根源、事发过程、事件结果。依此“三要件”审视所谓“山大南迁”或“学校南迁”，它只是刘次箫等人的企图、图谋，并未见诸于实际行动。客观上他也实施不了，因为他只是个部门长，是校长的一个下属。举凡学校的事情他说了不算， 更何况迁校这等攸关存亡的大事，他更无权作出决定。由此可见，1949年春“山大南迁”不是史实！但有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为主反对刘次箫之流南迁图谋的，是校长赵太侔及他任主席的校务委员会，而不是什么别的其他人、其他组织。

其三，“学生籍贯大部分在南方的水产系”之说为不实。根据史料统计，到国立复旦大学借读的水产学系61名学生中，二年级21人、三年级40人；男生59人，女生2人；籍贯及家庭住址在南方（以长江为界）的只有12人，仅占不到 20%^[33]，其余的49人的籍贯或家庭住址均在北方。20%的人怎么成了多数？

其四，“以诱拐（煽动、欺骗）对共产党不了解的学生跟着他们跑”一句，似是而非，于理不通。有学生对共产党不了解，这有可能。但1949年春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及其政权已岌岌可危，败局已定，这种形势绝大多数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些学生再不明智，也不至于被“诱拐”，跟着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去谋什么前程吧！这与常理不符。

其五，“水产系大部分学生坚决留校”，此话不实。事实是，当时水产学系在校学生为100人，其中二三年级学生83人^[34]（详见表二）。有61人南下借读，占二三年级学生的74%，超过全系学生总数的60%。怎么，留校的26%反道成了多数？

表二 国立山东大学1946-1948年招生统计表

注：根据国立山东大学三年招生情况整理，笔者对个别数据作了校正

 最后，“很快被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挡了回来”一句，为不真。正如前文所述，国立复旦大学为解决国立山大水产学系学生借读，从校长章益先生到生物学系主任胡寄南教授都克服了不少困难，给予切实支持。“革命师生”即未阻也未挡，61名学生顺利注册上课。怎么能罔顾事实，把兄弟大学的善举说成出尔反尔！至于借读的学生是如何返校的，有照片为证（见图一），前文业已交代，不再赘述。

四、并非多余的话

就叙事，言及此，水产学系借读业已说明；于置评，“水产系南迁”何以错，尚有话说。

首先，南迁与借读概念不同。迁，移也；南迁或西迁就是向南向西方向迁移。借读，严格说来，是没有某校学籍的学生，因故在某校就读。在这里则是指暂借他校房屋、设备、师资等条件继续学业。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员迁移、动产大部或尽数随携；后者的基本特征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人员流动。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有例为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自北向南燃遍大半中国。许多大学不得已南迁或西迁，异地办学，力求学脉得以延续、学生继续学业、教师少些流失。最典型的是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8所高校的前身）。校长罗家伦组织7个学院、1500名学生、1000教职员及家属，共4000人，随携图书、仪器900箱，历时一个月，从南京迁至重庆。^[35]而其农学院的西迁堪称壮举，在院长王酉亭和教职员艰苦努力下，把从国外引进的大批珍贵畜禽品种（荷兰奶牛、澳洲马、英国猪和美国火鸡等），途径苏、皖、豫、鄂四省，历时一年，才将这些动物迁往重庆。^[36]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戏称：“两个大学都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飞机投弹全炸了；中央大学鸡犬不留，是全部被搬到重庆了。”^[37]

1937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仓促南迁，先安徽安庆，后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分三批南运，途中损失惨重，剩余部分交由国立中央图书馆等保管。^[38]

上述情形才称西迁南迁。如果仅是少数人员流动，一般不称西迁南迁，而谓南下、西去。水产学系学生只是南下借读，不符合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等西迁南迁的特征，不能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故尔，说“水产系南迁”是错的。

其次，借读是一致的说法。在水产学系借读动议、商洽过程中，国立山东大学和国立复旦大学之间、师生之间有书信来往。言为心声，这些当事者的说法或措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思想上是如何认定此事的。据史料显示，1949年2月9日—3月21日，水产学系原系主任朱树屏教授为二三年级学生联系借读，与人来往信件有12封（详见表三）。

表三

资料来源：日月、朱谨《朱树屏信札》，第324-336页，海洋出版社，2007。

通信者：

朱树屏：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原主任、教授

胡寄南：国立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主任、教授

尹左芬：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助教

辛学毅：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助教

李爱杰：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三年级加工组学生

李重华：国立山东大学水产学系三年级养殖组学生

从表中可见，在12封信中，说法或措辞使用“借读”的有10封，特别是在国立复旦大学尚未作出接收借读决定之前，八封信无一例外全用“借读”，显示借读是大家一致的认知。至于尹左芬、李爱杰等师生用了“迁沪”“南下”的说法，那是在此事尘埃落定之后，用什么说法已不重要；也许是指具体行动，抑或随意之笔，也未可知。毕竟，尹左芬在第一封信中的说法，李爱杰用实际行动，早已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最后，语境影响易引误解。“山大南迁”或“学校南迁”在山大人、海大人的语境中，有着固定的思维指向，即1937年国立山大为避祸而南迁安庆、万县。由于是惟一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停办的大学，南迁成为山大人记忆中的一个痛点。而1949年春天，刘次箫等反动分子图谋“山大南迁”，以及水产学系南下借读，由于语境的影响，很容易与当年南迁联系起来而导致误解误判。我们愿意相信，这是在水产学系借读事件上，有些史料中出现不确不实不真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事实终归是事实，“山大南迁”与“山大南迁的图谋”不能画等号，水产学系借读不能被认定为“水产系南迁”！

历史上一件事情有异议，而史籍只见一面之词，时间久了，就成了成见，成见一直传下去，真相难免被遮蔽且积重难返。1949年春水产学系借读就是典型一例。中国海洋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借学校修史之际，把这一事件的始末以及如何被误解，做了初步探讨。在此过程中，有两点从未疏忽：叙事时，坚持用史料说话，用事实说话；置评时，坚持论从史出，用逻辑和事理给出。尽管如此， 历史资料和个人管见所及，不一定完全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但可以肯定地说，为历史、为后人留下的是一份真实的史料。

岁月不居，光阴荏苒，水产学系借读事件已过去70多年了。藉以此文，告慰创办水产学系并为接续水产学脉、力推援例借读的校长赵太侔！告慰为主筹建水产学系并竭力促成借读的原系主任朱树屏教授！告慰一心求学、执著借读，“以继学业而望将来”的李重华、李爱杰等水产学系前辈！

文章作者：魏世江（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史》编委会副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第2211期《中国海洋大学报》（2023年5月4日）

【注释】

[1]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编著《中国共产党青岛百年史话》，第 122 页，青岛出版社，2021。

[2]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9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3] 赵太侔 1947 年 6 月 8 日致信朱树屏，载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51 页， 海洋出版社，2007。

[4]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299 页，海洋出版社，2007。

[5]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08 页，海洋出版社，2007。

[6]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1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7]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08 页，海洋出版社，2007。

[8]《沈汉祥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9]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27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0]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0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1]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2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2]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6 页，海洋出版社，2007。

[13]王元忠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第 51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14]《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学系来沪学生名册》，存复旦大学档案馆。

[15] 王元忠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第 51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16]《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学系来沪教职员工名册》，存复旦大学档案馆。

[17] 沈汉祥《我对山大水产系的回忆片断》，载《往事集》，第 104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 版社，1998。

[18] 校史编研室编《山东海洋学院校史（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 91 页。

[19] 国民政府教育部《借读旁听待遇办法》，载《时报》，1931 年 12 月 3 日二版。

[20] 国民政府教育部《借读旁听待遇办法》，载《时报》，1931 年 12 月 3 日二版。

[21] 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各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载《申报》，1939年4月7日四版。

[22]《赵太侔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3] 载《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第 24 期，1947 年 12 月 31 日。

[24]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24 页，海洋出版社，2007。

[25]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第 335 页，海洋出版社，2007。

[26] 《李爱杰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7] 《马绍先档案——自传》，存中国海洋大学。

[28] 张立华等编著《中共山东大学党组织早期革命活动研究（1921-1949）》，第 79/8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

[29] 《山大南方学生纷纷候轮南下》，载《大民报》，1948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9 日，转引翟广顺著《山东（青岛）大学史（1929-1958）》，第 390 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

[30] 《山大南方学生纷纷候轮南下》，载《大民报》，1948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9 日，转引翟广顺著《山东（青岛）大学史（1929-1958）》，第 390 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

[31] 翟广顺著《山东（青岛）大学史（1929-1958）》，第 390 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 原载《青联报》，1948 年 12 月 23 日。

[32] 田广渠《历史激流中的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载《山东大学报》，2014 年 1月 1 日。

[33] 《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系来沪学生名册》，存复旦大学档案馆。

[34] 山东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百年史》，第 128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35] 曹必宏《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壮举》，载《中国档案报》，2020 年 8 月 7 日。

[36] 曹必宏《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壮举》，载《中国档案报》，2020 年 8 月 7 日。

[37] 曹必宏《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壮举》，载《中国档案报》，2020 年 8 月 7 日。

[38] 王元忠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第 26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