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道，名士行吟，有沛然文采，兼儒雅精神”这是对秦伯益的写照，虽为工程院院士、著名药理学家，但泰而不骄，被旁人称呼为“将军”时，只淡然一笑称“其言过其实”。耄耋之年精神矍铄，两个小时娓娓道出自己对文化教育现状之思，共鸣中引发海大学子思索。
逛书店如扫描中国文化
若要看一个社会的文化，书无疑是最好的彰显。书籍的现状恰如文化的断层，逛书店，就正如对文化进行一次全身扫描。那么我国社会书籍市场如今是一番怎样景象？
从北京图书大厦书籍分类可“管中窥豹”：精品书，即100元以上的贵重书，总是束之高阁，藏在保险的地方，难得与读者亲密接触；那些月销量300册以上的畅销书则多为历代精品；而新书，则如同自助餐，品种各样，良莠不齐。“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上则是这番景象：领导名人（政治传记）、吃喝玩乐（美食娱乐）、男女老少（情爱、养生健康和婴儿护理）、坑蒙拐骗（厚黑学）。”这不是戏谑，实为图书市场现状。“解放前，是书少，精品多；解放后，是书多，品种少；改革开放后，是书多，品种多，但精品少。”秦伯益一语中的，道出书籍种类与数目变化背后映射出的写作环境。此番景象，不得不让秦伯益担忧“以前写作不是作家谋生手段，是出于兴趣与积累；而现在当专业作家以此谋生时，成名之后他该如何爱惜自己的羽毛呢？他还能潜心写一部厚重的作品吗？”秦伯益并不否认群众中有“俗”的需求，但此俗是“雅俗共赏”之“通俗”而非彼俗。“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为了利益而‘媚俗’读者，一些根本不懂文化的人在搞文化，我们能不担忧文化前景吗？”
随后，秦伯益以《北京新青年报》撰文为例，剖析当下文化改革只改变形式，忘记文化精神的愚蠢做法。中国艺术在市场面前迷失方向了吗？“洋化文艺”已经侵蚀掉我们骨血中的沧桑文明了吗？而这正是秦伯益对“文化产业化”最不看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社会更应该是发展文化事业”，他认为只有提倡高尚的人文精神，文化事业发展了才有文化产业的可能性。“文化事业是根，文化产业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否则是无本之木。文化事业是源，文化产业是流，源远才能流长，否则是无源之水。文化是软实力，如水之柔，谁都可以拿捏她，封杀她。但她又是最有力量的，她是一切硬实力的根基。因为她决定着国民素质、道德风尚、社会诚信，政治信仰，直至国家命运。”秦伯益坚决认为“科教文卫领域不能笼统地提产业化！”。
毋庸置疑，文化改革是须前行，而方式值得深讨。对此，秦伯益有其独到之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要靠好作品。这需要保证作者有充分的写作自由和良好的出版环境，让其本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创作。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制定有关法律，使大家有共同遵守的准则，而不是通过一些临时的行政规定和首长的临时指示来干涉文化与出版的自由。
教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化教育一直都是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的指向针。科技教育界的百年之痛还在刺激国人神经，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以及钱学森之问，都让我们思考——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是否让大学教育更好地发挥其功效？其现状让我们忧心忡忡。
小学教育要把重点放在修身、公德、善良等真善美的品质教育上；中学的教育，则是青少年受到最深刻最牢固的教育，这时该塑造青少年的风骨节操和社会担当，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翁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仅仅像现在这样，以英雄事例为模板，教育公民该遵纪守法、服从组织、保持一致。秦伯益对于自己所认同的教育模式如此阐释。而对于大学，他切中肯綮地说：“现在的大学缺失精神。”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大学学术文化难以坚守，精神不再崇高。改革开放后，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市场文化又冲击着学术文化，使原本讲道德、守诚信、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开始走样、变味，除此之外，中国固有的官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侩文化也在侵蚀着学术文化。“我们希望看到‘违千夫之诺诺 做一士之谔谔’ 的西南联大精神希望不仅仅是书中美谈。”这是他们一辈人殷切的期望。
秦伯益在旁征博引中带给我们新的思维冲击，让我们这些身在文化与教育中的大学生反思——对于更好地传承文化，探索发展的教育方式。这个“终究是你们的”社会，把握发展路线看清问题尤为重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此方可谈创新与改革。大学生须担起的责任，不消极不畏惧地对待错误，不怕苦有创新地提出构想，整个社会气息才可散发馨香。
文：李玉 图：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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