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的评论正直、热情、锐利。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置身于中国文学的现场，以丰沛的艺术之心和诚挚、深湛的思想力量，观察、发现、提问和论证。他对人类精神状况的深切关注，对时代复杂经验的深情体恤，对小说、诗和散文的艺术可能性的深入思考，在中国文学精神与艺术疆界的扩展中发挥了先声作用。
——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谢有顺获奖评语
谢有顺（左二）主持由著名作家王蒙、莫言、王海参加的小说论坛
活在真实中的“传奇”
2001年，他和莫言等著名作家一同获得第二届冯牧奖，作为最年轻的冯牧文学奖得主，他的朝气、锐气和才气令人咂舌，更有报道称他是传奇。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从终极关怀出发展开文学批评，这令谢有顺成为商业时代的一个独特的声音：犀利、无畏，并且饱含着内在的精神性。他的努力改变了新生代批评家的现状。著名作家格非说，谢有顺为人的诚挚、文章的才华、道德上的勇气都令人钦佩。“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颇感到荣耀。”新生代、才华、无畏、犀利，当这些词语频繁地使用在谢有顺身上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年轻有为名副其实。
真实，他认为：“真实是写作的尊严。”在11月8日的小说论坛上，他再次提出文学写作的真实感这一话题。他认为，当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在情节描写上过于脱离真实，就会动摇读者对整个作品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尽管谢有顺在当日的小说论坛中并未再深入谈论这一话题，但他所站立的高度，观察的角度都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曾说：“在这个荒凉的大地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真正的大师，用他们的勇气、人格、受难的姿态，尽其所能地在废墟上把人类残存的希望与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础关怀人，解释未来新的生存。”在这样的话语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青年文学家，批评家立足现实、人性与道德的维度去审视整个文学的生存状态。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谢有顺的导师孙绍振撰文说，“每当我读他的文章，往往来不及在学术上作任何挑剔，一种心灵的畅饮和精神洗礼之感，便使我忘却了学院式的规范。”
更开放 更宽容 更纯粹——谈矛盾文学奖
作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身评委，谢有顺表示自己最欣赏的作品是《秦腔》。他认为，《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同时，《秦腔》在叙事艺术上也有新的探索，那种拙朴的语言，细密的自然主义的笔法，以及通过汤汤水水的生活流的呈现来仿写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都有力地说出了一个作家持续写作、勇于创造的品质。这部作品，可能对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耐心是一种考验，但茅盾文学奖的宗旨，首要的应该是为文学界立一个新的艺术标杆，而艺术上的创新，往往就是对因循的阅读趣味的反叛。评委们普遍认为，《秦腔》进入起来比较艰难，但一旦读进去，就舍不得出来，场景、细节、语言，都很有味道，值得反复琢磨，是一部需要慢慢读、耐心读的大作品。但同时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读者，多半都只能接受俗常意义上的“好看小说”，对那些在叙事上有探索意味的作品，常常缺乏必要的耐心，以致阅读的惰性越来越严重。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谢有顺还表示，本届茅盾文学奖结果与往届的不同，是更开放，更宽容，也更纯粹。他以为，这个奖对贾平凹这样有争议的作家的宽容和理解，以及对麦家这样的后起作家独树一帜的写作，给予坚定的支持，这都是开创性的。更重要的是，这四位获奖作家身上，透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精神，没有受当下那些喧嚣的浮躁之气感染，而是都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潜心写作，同时在叙事上都有新意，既传统又现代，这些都大大提升了茅盾文学奖的品质和活力。
“文学需要回到根本，回到如何处理、书写脚下的土地。”
谢有顺在中国海洋大学讲“文学的新与旧”
2008年11月7日，谢有顺走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即将成为海大客座教授的他在这里初显才华，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做了一场题为《文学的新与旧》的讲座。
在这场学术性颇强的讲座中，谢有顺以他犀利的眼光、独到的见解以及对文学知识娴熟的运用，向在场的师生们展示了一个新锐文学批评家独有的魅力。对于文学的本质，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下面，就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回顾《文学的新与旧》。
《文学的新与旧》讲座梗概
谢有顺首先从新文学的特点谈起，从“启蒙意识强”、“学习西方写作手法”、“大量使用欧式句法”三方面回顾了新文化运动中小说部分的改变。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谢有顺深度剖析，从“没有方言痕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决裂的态度”、“写作手法”三个角度对这“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地位和价值做了分析评述。“诗歌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难攻的堡垒，由于诗歌集成了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因而反对格律诗，倡导新诗的阻力更大。”在分析新诗的发展时，谢有顺这样说道。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革命，新诗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的倡导者胡适并没有达到像鲁迅那样高的文学造诣，也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新诗体系，因而新诗革命阻力重重，异常艰难，而与此同时，格律诗发展到明末清初，也渐渐蜕变成了“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毫无“具体”、“精细”的美感。在这场新旧交锋的战斗中，新诗革命的力量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尽管如此，在这场战斗过后90年的今天，来自各方关于“新诗革命是失败的革命”的论调仍时能听到。对此谢有顺说：“古体诗歌从五字发展到七字，每一个字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文学形式的成熟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此我不认为它是失败的。”
谈到传统文学，谢有顺认为这更是一种强大的本土文学，传承了本土经验的文学，它的影响力更大、更广。以张爱玲、金庸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作家，在语言方面更为出色，也更加精细。例如，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人生四大憾事：一曰海棠无香，二曰鲥鱼多刺，三曰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四曰高鹗妄改——死有余辜。正是通过雅俗变换，虚实交替，张爱玲把俗世生活放在了一个苍凉的人生背景中，读来意味深长，这也更写出了中国人的感情，中国人的活法。然而，这种文学形式在建国后就几乎被掐断，一直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状态。
80年代涌现出一批先锋小说家，他们艰涩难懂的作品让如何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上议程。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回归传统，以莫言的《檀香刑》为代表，它超越了前辈们产生的影响，开始真正用中国化的语言、中国化的经验来写作，是本土力量的一次复活。“本土力量是一条线，这条线不仅不会中断，反而会更有活力。这正是因为它更具一种中国人的经验。新文学一定要解释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对接，才能相得益彰。”纵观近百年的文学发展，谢有顺坚定地说。
编者按：
犀利，细腻，活跃，内敛，面对这位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活跃文坛的批评家，我们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大师带来的对文学世界的审时度势与精准把握，就像有人评价的：谢有顺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那位勤劳而诚实的渔夫，他来到岸边，不是撒网捕鱼，而是腼腆地向金鱼忏悔。精神和肉体，整体与细节，世俗及情趣，有关文学的一切，他都看到了，看得那么清晰，那么仔细。
记者：韩晗 路越 摄影：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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