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与贾平凹的《秦腔》、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及麦家的《暗算》一起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国海洋大学的师生在情感上是把迟子建看作是“自家人”的，这个喜悦让所有的海大师生分享。
中国海洋大学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蔡元培、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老舍、梁实秋、萧军、萧红等，到50年代华岗、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兰，在鱼山路5号，八关山下，活动着他们的身影，甚至直到今天，仍让人遥想起三十年代“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的文采风流的盛况。2002年4月，王蒙先生加盟海大，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顾问和文学院院长。在王蒙先生的引荐下，十几位知名作家纷纷前来海大驻校、讲学。海大的人文气息浓烈得令人欣喜。
2002年10月，迟子建与余华、毕淑敏、张炜、尤凤伟等当代著名作家一起加盟中国海洋大学，成为我校历史上首批“驻校作家”。在聘任仪式上，迟子建以她特有的诗性话语说，文学代表了一种幻想，我经常幻想自己是一只鱼。如果说中国海洋大学是一个海的话，我这条从北极村出来的小鱼愿在此畅游。从此，黑土地的女儿，有了海之缘。
2005年5月，迟子建再次来到海大，这次她是来实现写一部“落款为‘写于中国海洋大学’的小说”的夙愿的，这部“写于中国海洋大学”小说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跋》——《从山峦到海洋》以及《心在千山外》的演讲中曾有记述：
初稿完成后，受王蒙先生的邀请，我来到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做这部长篇的修改。海洋大学为我提供了生活上便利的条件。在小说中，我写的鄂温克的祖先就是从拉穆湖走出来的，他们最后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林中。而这部长篇真正的结束又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我小说中的人物跟着我由山峦又回到了海洋，这好像是一种宿命的回归。如果说山峦给予我的是勇气和激情，那么大海赋予我的则是宽容的心态和收敛的诗情。在青岛，我对依芙琳的命运进行了重大修改，我觉得让清风驱散她心中所有世俗的愤怒，让花朵作食物洗尽她肠中淤积的油腻，使她有一个安然而洁净的结局，才是合情合理的。从这点来说，我得感激大海给我的启示。
我想起了在青岛改完长篇的那个黄昏，晚饭后，我换上旅游鞋，出了校园，一路向北．沿着海滨路散步。那是一次漫长的散步。我只想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好像身体里还残存着一股激情，需要以这样的方式释放出去：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疲倦，已经快走到崂山脚下。那时天色已昏，车少人稀，近前的大海灰蒙蒙的了。我还想走下去的时候，路灯闪烁着亮了。光明的突然降临，使我的腿软了，我再也走不动了。我站在路边，等了很久，才打到一辆出租车。车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行驶了近半小时才到达海洋大学的校门，可以想见我走了多远的路。
迟子建曾说：“作家应该永远把眼光放在未来”，我们期待迟子建这只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精灵”，在未来的文学的天空中振翅高飞。
记者：温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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