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个城市，下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城市地图，根据地图寻找一个中心点，然后围绕着这个中心点进行接下来的活动。”
“从小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看电影，什么《平原游击战》啊、《地雷战》啊，尤其喜欢看《地道战》，至今为止，我自己都不记得到底看过多少次《地道战》了。”
闫铁军何许人也？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中村的一个普通百姓。与亿万中国农民一样，在决定做“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高校巡回展”之前，他也是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百姓。然而他注定又是和有些人不一样的，用他的话形容，他与日本人有着“国恨家仇”。1944年，闫铁军的伯父被日本兵抓走了，至今音讯全无，他的伯母，由于对丈夫的思念，哭得双眼几乎失明。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在伯母面前提及有关伯父及日本的一切信息。
闫铁军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老百姓，不是什么“名人”，然而当他与他的巡展在北京、南京、武汉等高校巡回展出引来当地媒体的格外关注时，当他的事迹得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竞相报道时，闫铁军似乎注定了要走向不平凡。“这些都是暂时的，当你在当地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人记得你，而当你离开时，还有几个人记得你呢？”
这是他在海大的第三天，活动当天的天气非常冷，青岛的风一如既往地刮着，寒风中的展览却吸引了大量同学的驻足观看，很多同学在一旁的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言。一个身着黑色皮衣，带着黑色手套、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便是展览主办人——农民闫铁军。活动现场闫铁军的电话一直在固执地响着，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接，“你们这哪里有公共电话亭？”他问站在身旁的学生，“我带你去吧！”因此，记者把闫铁军带进了“观海听涛”的办公室。“在外地接一个电话有时要花十几元钱”，路上他如此解释道不接电话的原因。
闫铁军刚到网站办公室，手机又响了，用固定电话接通那个电话后，他便对着电话操起了一口方言，我猜想他大概是和家乡人通电话吧。“我爱人的电话，她说家里特别冷，借了100元钱买了些煤球，催我赶紧回家。”放下电话后，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打完电话后，在记者的追问下，闫铁军讲述了他的“事业”生涯。
也许是长久以来对日本侵华史的铭记再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一个偶然的机会，闫铁军遇到了一个早已从事这项“事业”的老乡，老乡的经历让他怦然心动，“我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于是，经过多方的筹备，2001年9月18日，不顾家人的不解与乡亲的迷惑，闫铁军带着他的展品来到了北京。第一站他选择了北京大学，没有细述过程的艰辛，只是微笑着告诉记者，“那一次展出非常成功”。在北京的日子里，闫铁军把展览办到了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席卷了北京近30所高校。当京城各大媒体竞相追逐闫铁军时，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没想到北京的展览能办的这么成功”，以至于那段时间他近乎成了京城的名人，甚至有人还在现实中认出了这个暂居北京的河南农民。
如今的闫铁军，已经把展览办到了武汉、南京等地，“我的目标是走遍全国所有的地级以上的市（因为那些地方才有大学），还要把展览办到各个革命老区去。”闫铁军微笑着描述他的宏图伟业。出于对闫铁军的支持，还曾有北京市民自发组织了一个闫铁军“后援会”，后援会的发起人曾经表示，“力争将展览办到韩国、日本”。闫铁军说他考虑过将展览办到国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但是现实中却存在着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经费问题了。闫铁军来自农村，平时靠种地为生，此项收入一年不足3000元，这点收入还不够供养家中三个孩子上学，闫铁军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河南某高校上大学，两个女儿分别上中专和高中，“正是花钱上学的时候啊！”
“那孩子上学问题怎么解决？”
“家里还有三间房，我把它们租出去，一年也能收点租金，这部分租金是我外出办展览的主要资金来源，家里的事亲戚们也会帮忙。”
“家里人理解你的行为吗？”
“说实话，家里人大部分不支持我，我妻子甚至认为我是‘不务正业’，但是感觉儿子应该是支持我的，今年来济南，我把儿子也带来了，他回去之前，我告诉他我的手机没钱了，没想到他一回到家就给我把手机费充上了。”
面对家人的不解，面对乡亲的迷惑，闫铁军没有因此而选择放弃。从2000年到现在，闫铁军已经走过了北京、南京、武汉、济南、青岛等大中型城市，带着他的展览走进了近百所大学，“走过这么多大学，我觉得还是武汉大学最漂亮。” 但是这与他踏遍中国所有地级以上的市及走访各个革命老区的目标还相差甚远。终究有一天，闫铁军也会老去，他也将无力继续他的展览，那时的他和他的展品将怎么办？“我没有考虑得这么长远，只是希望现在能把每一次的展览都办好。”
“历史就是我们的昨天，只有熟悉昨天，才能理解我们的今天，更好的去迎接明天。”这是闫铁军带来的印有照片的“软展板”上结束语部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将继续固执支撑起那段沉重的历史，他想做的只是告诉人们历史的真貌是什么，他想做的只是希望所有看过他展览的人都能有所感悟，他想看到的是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们能肩负起民族富强的历史重任。
谈话过程中，闫铁军的手机再次响起，由于网站办公室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对方的话机，在耐心回答完记者的提问后，闫铁军起身就要走，“别的地方还有话吧吗？”临走前他问道。陪同闫铁军寻找话吧的路上，记者再次问到“展览会在学校停留两天，明天你还会在学校吗?”“明天啊，明天我就要去联系下一个展出学校了。”
关于展品：
展出的一百多张照片中，是闫铁军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其中有一些是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里查到的。
钢盔、军帽、饭盒、画报、刺刀一件件有关日军侵华的实物，仿佛又把观看者带回了战争年代。谈到这些展品的由来时，闫铁军颇有感慨地细说道：“那顶军帽是我花了500元在北京的报国寺的旧货市场里买的;刺刀是从河南的一个收藏家那里的得来的，用了1050元;太阳旗是从河北的一个收藏家那里得来的。那两本画报，记载了1938年武汉沦陷时的情景，原来一套共有20多本，卖主不单卖，但当他知道我要用这些东西办展览后，他卖给我了两本，每本500元。”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专业的保护，许多展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闫铁军对此是既着急又无奈。他说他还会继续寻找机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他发现了一个战时用的手摇警报器，但却要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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