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破冰调查船“极地”号破冰调查船入列,我国极地考察工作又添一利器。
从1984年,开启首次南极考察起,我国极地考察工作走过40年。
40年来,我国以考察船为代表的考察装备不断升级。对极地的探索从一无所知到跻身世界前列,从筚路蓝缕到“双龙探极”,中国人骨子里独有的韧劲与勇气带领着我们不断勇闯两极、探索未知。
这中间,同时具备海洋科研、极地考察能力的青岛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首闯南极还是首探北极,无论是成功救助俄罗斯考察船获得世界赞誉,还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几乎每一次极地考察都有青岛力量。
记者采访了40年间青岛参与极地考察的部分人物,还原那些或惊险或高光的时刻,以期窥探青岛科技工作者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之一二。
1984年-1993年 拓荒之旅
青岛科学家首闯南极
时间拨回最初的原点,1984年。
在前一年,1983年,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但由于在南极没有考察站,我们不能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所以,1984年11月,由591名科技工作者、保障人员等组成的考察队,怀揣着视死如归的勇气、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为国扬眉吐气的责任,在“向阳红10”号的承载下,向着素有“寒极”“冰雪之极”之称的南极进发,开启中国极地考察的拓荒之旅。
这中间就有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的赵进平,当时他30岁。
“在此之前,我们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赵进平说。
591名勇士一腔孤勇闯南极,开启这趟九死一生的未知之旅。
“向阳红10”号并没有破冰能力,也没有先进的气象预报手段。所以在穿越魔鬼西风带时,他们吃尽了苦头。
赵进平说,我们现在跨越西风带一般是正南正北穿过,但当时他们没经验,采取斜着走的路线,最终行程达到了上万公里。
“这期间,船体每天剧烈摇晃。”赵进平说,他们当时遇到了特大风暴,这种风暴在现在的考察队员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好不容易跨越西风带,“向阳红10”号又遇到了气旋。气旋引起的巨浪像山一样迎面压来,“浪高能有20米。”
赵进平回忆,当时船长左进右退,右进左退,一个螺旋桨向前,一个螺旋桨向后,再以15度角对着波浪迎头挺进。一顿操作后挺住8小时,风浪才渐渐变小。
此时,巨浪已经将甲板上的科学仪器拍得四散飘零。赵进平和其他人不顾颠簸,冲到甲板上抢救“宝贝”。但此时,突然传来一阵“嗡……”的低沉声,抬头一看,一座巨大的雪山从侧面压过来,船舷已经被撞毁消失,冰凉的海水朝着甲板瓢泼而来,大家慌乱抓住旁边的绞车,此时海水已经淹没上来,一直淹到脖子处,只有翘起脚,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努力让自己不被海水淹没……
“那是一次生死一线间的考察经历。”赵进平说。
1984年12月30日,历经磨难,考察队终于登上南极,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洲上空。赵进平也实现他自己的南极梦想,“这一次我们知道远洋是什么样子了,为后来的南北极考察积累了经验。”
1985年2月2日,长城站开站。从此,广袤的南极洲有了中国的考察站。
“从那之后,我们在南极委员会里有了发言权。”赵进平说,回头看,40年前,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
1986年,隶属于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现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的“极地”号从青岛出发,开启中国第3次南极考察。由于“极地”号母港位于青岛,在其服役的6年间,多次从青岛出发前往南极。
在长城站的扩建、中山站的建设中,位于青岛的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现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发挥着重要的物资运输保障作用,助推我国极地考察工作顺利进行。
“向阳红10”号和“极地”号两艘科考船执行了前10次南极考察工作,但他们都没有破冰能力。前十年,极地科考筚路蓝缕,但就是在条件并不算优秀的情况下,我国在南极的考察稳步推进。
1994年-2003年 破冰之旅
首探北极又见青岛科学家
1994年,中国第一艘具有破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雪龙”号正式入列,“极地”号正式退役。
这一年,“雪龙”号首航南极,开启中国第11次南极考察。在该航次中,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的史久新,也开启了自己的南极首航之旅。
“我与南极的缘分可能要追溯到大学。”史久新说,1988年-1992年他在中国海洋大学(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读物理海洋专业。大学期间,曾参观过停靠在青岛的“极地”号科考船。
史久新回忆,当时“极地”号停靠在现在的海军博物馆旁边的海域,海大老校区离那里很近。“当时没有敢想真能登上南极,只是怀着期待。但登上去过南极的船,也算间接去了南极。”史久新笑着说。
事实证明,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3年后的1994年,他就难以置信地梦想成真。
在中国第11次南极考察中,史久新主要负责用带去的温盐深仪进行海洋观测。
但由于“雪龙”号是由一艘运输船改造而来的,在史久新参加南极科考的时候,“雪龙”号还保留着运输船的样子。
“当时它还是一艘黑色的船,并且住舱很少,我们3个人一个房间,只有一张上下床。那个航次,我是睡在沙发上的。”史久新说,虽然住宿条件有限,但这一次南极之旅让他与南极的缘分彻底牢固地绑定在一起,现在他一直在从事南极海洋物理方面的研究。
转眼第二年,1995年,我国首次组织北极科学考察。
赵进平成为我国北极“破冰之旅”的一员,他也成为我国首位登上南北两极的科学家。
此次考察由中国科协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民间赞助。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抵达北极点。为此,他们搭直升机降落在北极的冰原上,然后通过滑雪和狗拉雪橇的方式到达北极点。
这一行,最难熬的是顶着北极凛冽的寒风前行。“如果用毛线帽遮住脸,护目镜就是蒙上一层雾,看不清;如果不遮住脸,没过一会脸就会被冻伤。”赵进平说,最终他们选择摘掉帽子,隔段时间用手搓搓脸,因为护目镜不能摘,否则过不了多久就会雪盲。
在躲避吃人的北极熊、跨过数不胜数的冰缝、抵抗难以想象的寒冷后,1995年5月7日,赵进平一行7人终于“挪”到了北极点。
在我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中,一同前往的还有当时在原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现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的矫玉田。也是在这次考察中,两位科学家相识,并奠定了今后近30年共同研究极地的基础。
赵进平说,他们内部有句话是“人类对北极的研究速度远远小于北极变化的速度”。北极变化太快了,每一次变化都预示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但对全球科学家来说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对我们研究北极也是一个机会。”
我国的北极科考工作起步较晚,在这10年间,我国科学家们厉兵秣马,稳步推进南北极考察工作。
2004年-2013年 飞速发展
青岛队长带队参与国际营救
经过第1个10年的拓荒之旅和第2个10年的上下求索,我国极地考察工作在第3个10年迎来飞速发展期,科考实力与国际趋平。
这期间,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下,我国的极地考察工作向纵深发展,“啃了许多硬骨头”。
“我们啃的第一个硬骨头就是首次在南极制高点冰穹A上建考察站,这比在南极沿岸上建站要难得多。”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教授级高工矫玉田说,他曾12次参加南极考察,10余次北极的国内外科学考察。
2008年,在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中,他作为科考队员一同前往南极,见证了昆仑站的建设。“当昆仑站宣布建成时,现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矫玉田说,昆仑站是南极大陆的最高点,这让所有科考队员非常自豪。
随着国际地位提升、科考能力得到认可。在2007-2009年的国际极地年,我国首次参加国际极地年,提出国际极地年中国行动计划。
随之而来的,我们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
2007年,中国海洋大学与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签署协议共建“极地海洋过程与全球海洋变化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与高校共建的三个实验室之一,赵进平担任实验室主任。
作为实验室成员的史久新回忆,从那时起,中国海洋大学与美国、加拿大、挪威等国家的考察团队进行多次北冰洋考察合作,我国也第一次拥有了北极连续一年的观测数据。
从2008年开始,北极考察也从原来的四五年一次,改成一两年一次,我们探索极地的脚步不断加快。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都交口称赞的救援行动。
2013年11月,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起航,矫玉田担任科考队南大洋队的队长,这是他第10次南极科考,1960年出生的他,当时53岁。
2014年1月,考察队在完成中山站部分任务前往长城站途中,突然接到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在南极被困的求救信息,当时船上有52名乘客被困,情况危急。矫玉田说:“在极地,只要遇险最先考虑的是救援,虽然极地科考的窗口期有限,但人命关天,并且当时‘雪龙’号距离被困船相对较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采取救援。”
但由于冰面太厚,距离被困船只不到2公里时,“雪龙”号无法再前进。所以就采取第二方案,用我们的直升飞机先将人救下来。但直升机很大,被困船周围全是浮冰,无法撑住直升机,科考队员就想到用我们船上的木板搭建一个临时停机舱。
而此时,南极的冰山随时有压过来的风险,危机时刻,“雪龙”号上包括矫玉田在内的众多科考队员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搭建停机舱、营救被困人员的工作中。
经过7天的奋力营救,科考队员终于成功将被困人员救下。这一行为获得当时国际社会的大加赞誉。
“这10年可以说是科考能力和国际地位双双飞速提升的十年,我们的科研实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矫玉田说。
2014年-2024年 “双龙探极”
极地考察更深更广,青岛女性崭露头角
最近这10年,青岛各科研院所在极地考察中参与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深。
极地考察队员中,女性逐渐崭露头角,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曹勇就是少数中的一位。她于2016年参加中国第7次极洋考察,2021年-2022年参与第38次南极考察。
“在极地考察中,对女性最大的考验是体力。”曹勇说,在北极考察中,她的一项工作是在冰站上测冰厚,需要拉着20多斤的探地雷达,在100米×50米的方形区域内,按5米见方的小方格像贪吃蛇拖着探地雷达来回走,为了充分利用冰站上的3小时,这期间她一般不会休息。由于探地雷达是黄色的,队员叫它“小黄狗”,“我们都戏称自己在北极遛狗。”
“与自然相比,人类太渺小了,我们对自然的探索远远不够。”曹勇说,做科研一定要到现场看,以前从来不会想到冰可以是一层一层的,它会形成冰-水-冰-水三明治一样的形态。“未来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去到极地。”曹勇说。
除了中国海洋大学,青岛众多其他科研院所也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再一次加入到极地考察中。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在南极长城站建验潮站。
“主要为观测海洋潮汐数据,这对我们研究海洋科学有重要科学意义。”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副主任赵鹏说。
赵鹏跟随第34次、35次南极科学考察赴南极长城站,筹备建站工作,最终经过60天的奋斗,我国首个极地业务化验潮站终于建成,实现了无冰期的潮位业务化观测。“现在在自然资源部北海局能实时观测到距离青岛17000多公里的南极长城站的潮汐观测数据。”
这10年间,我国在极地装备上有了重大突破,2019年,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交付使用,这是全球首艘采用船艏、船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中国进入“双龙探极”时代。
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乘着“雪龙”号、“雪龙2”号考察船前往极区顶峰冒雪,进行极地考察,我国极地考察保持持续加速度。
2019年,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发的我国首套极区相干测风激光雷达系统成功部署在南极中山站,填补了我国对南极大陆低空(0-3km)大气风场探测的空白。
在刚刚结束的第40次南极考察中,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王新良再一次登船,开展南极磷虾资源相关研究,这是他第九次执行南极科学考察任务。通过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极磷虾及相关生物的种群资源调查,为南极磷虾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进一步的科学支撑。
极地考察工作的不断推进,离不开科考船的升级。
从1994年参加第11次南极考察至今,史久新的极地考察走过了30年,这期间他多次搭乘“雪龙”号,也见证了我国极地考察船的变迁。
史久新说,2003年第二次北极考察时,“雪龙”号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科考队员住舱和实验室,这一次他不用睡在沙发上了。
2008年第24次南极考察,“雪龙”号此时经过一次大改造,甲板以上部分全部重建,实验室和观测仪器有了质的提升,配备一套表层自动采水系统,实验室还有了网络。
2024年,第40次南极考察中,他又乘坐了“雪龙2”号,“感觉更先进,实验室的设计思路非常先进,船上配备的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史久新说,就像见证老朋友在一点点变得更好一样,非常欣慰。
7月5日,随着新一代破冰调查船“极地”号破冰调查船入列,我国极地考察又添新兵。
“在这些大国重器的支撑下,我国的极地考察工作一定会继续劈波斩浪、再创佳绩,步入下一个更好的40年。”史久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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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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