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0日上午9点，鱼山校区胜利楼前迎来了12位年迈的老者，他们或白发苍苍，或听力下降，或行动不便……但这些都难掩老友相见的激动心情，握握手、拍拍肩、聊聊天，问候现在，回忆过去。50年前，因为一条船他们走到一起；50年后，他们再聚首，依然情谊不改，深如海。他们都曾共事于一个特殊的集体——“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专业队。

1959年3月，历经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不断变迁的鱼山路5号，又发展成为了山东海洋学院。

当时，以赫崇本为首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建造海洋实习调查船的构想，在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列昂诺夫也积极呼吁此事。在副院长侯连三、教务长赫崇本等人的多方奔走、积极协调下，1960年国家计委同意了学校建造海洋实习调查船的申请，并于1962年立项列入国家计划，相关设计方案经专家审核通过后，年底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工。

“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大型的工业项目都纷纷下马。高教部只有两个大项目做了保留：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堆，投资1500万元；另一个是山东海洋学院的实习调查船，投资近1000万元。”提起当年造船的不易，“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专业队的队长王滋然依然记忆犹新。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对学校的造船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支持。“1960年底北戴河会议期间，蒋南翔副部长、海军赵启民副司令员和国家计委范綦汉副主任一致认为应该保留建造实习调查船的计划，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后，列入国家计划。” 在船上工作时间最长的专业队队员柴心玉告诉记者。

海洋实习调查船不同于其他船舶，它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工作，为学生出海实习、进行海上调查提供支撑和便利。于是，船上实验室、仪器设备、专业人员配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期间，山东海洋学院领导赴京汇报海洋实习调查船设计工作时，蒋南翔部长叮嘱他们：一定要从骨干教师和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政治好、业务好、身体好的人员充实到船上的实验室中，打造一支精良能干的队伍。

1963年3月1日，山东海洋学院副院长许亮、侯连三主持召开各系领导会议，确定了“以教学为主，适当考虑科研；海上、陆上兼顾；确实有把握的设备要上，没把握的不上”的实验室建设和使用原则。同月28日，学校初步确立了船上专业人员的编制：水文气象（含天气预报人员）10人，物理7人，化学10人，生物3—4人，地质3人。

“为了落实蒋南翔部长的讲话精神，1964年初，曲相升院长主持召开了学校行政会议，确定专业队编制为27人，由人事处、教务处负责审查，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后，专案报高教部。” 柴心玉说。

1964年3月，给“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配备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业务骨干，从各系抽调完成，正式成立了专业队。

“学院领导和赫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一再强调，从事海洋工作不能叶公好龙，一定要到实践中去锻炼成才。”曾经的专业队队员刘龙太说。

“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专业队的队员分属6个实验室：水文实验室（王滋然、喻祖祥、高慎月、匡国瑞），气象实验室（刘龙太、王衍明、潘若琰、苏长荣、胡家松），化学实验室（隋永年、李福荣、李继亮、郝恩良、王思杰、颜景山、王希锡），物理实验室（郭田霖、孙曰彦、王宝升、魏世雄），生物实验室（姜学泽、柴心玉、纪绪良），地质实验室（徐家振、吴铭先）。

“队长是王滋然，原定的27人中还有张就滋、于圣睿，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进来，化学实验室的王希锡在专业队组建不久就调往青海工作。最终的24个人组成了专业队。” 柴心玉告诉记者。

专业队成立直属党支部（属处级单位），队长王滋然兼任党支部书记，直接受学院党委领导。

从此，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搭载着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海洋实习调查船，开启了海洋调查的新篇章。

专业队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赴上海沪东造船厂参与船上实验室的监造工作，首批前往的是6个实验室的组长。

据王滋然介绍，在海洋实习调查船的设计上遵循“先工作，后生活”的原则，首先确保实验室的位置和面积需求，再考虑生活起居的需要。

“一开始我们住在沪东造船厂附近的高庙旅馆，后来24名队员陆续到位，就又搬到了位于浦东的上海海运学院。每天与造船厂的人员商讨实验室的设计建造方案。这期间，侯连三副院长、冯起副书记还专程到海运学院给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对专业队寄予厚望。”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工作场景柴心玉面带笑容。

1965年6月初-9月底，专业队先后参与了“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的系泊试验、倾斜试验、工厂试航、重载试航等。

其中的“重载试航”给专业队人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65年11月25日，“东方红”在欢送队伍的瞩目中，缓缓驶离沪东船厂码头。承载着来自山东海洋学院、沪东船厂、教育部、国家海洋局、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200余人向青岛驶去。

历经两天的航行，27日上午8时许，高挂五星红旗的“东方红”驶入青岛大港码头。“这是‘东方红’号第一次与学校师生见面，当时码头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国家海洋局领导、山东海洋学院领导和师生代表200多人欢迎船到青岛，大家还登船进行了参观。”柴心玉介绍说。

重载试航主要开展了2个连续站、6个大面站的试验，试验场选在青岛海西湾和胶州湾。各实验室的观测效果良好，在进行底栖生物拖网时，获得海底生物20余种，且数量很多，20多厘米长的大对虾就有11只，还有海马、文昌鱼等。

1965年12月28日，“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交接仪式在上海沪东造船厂举行，侯连三副院长与沪东船厂厂长分别在交接书上签字。

“交船仪式结束后，侯连三副院长召集我们专业队开会，鼓励我们好好干，不要辜负国家和学校的期望。侯副院长现场还做了一首诗，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三五计划出雄鹰’。” 柴心玉说。

交船后，“文革”前夕，“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主要执行了两次任务。一次是由专业队和海洋系、化学系部分教师执行学生的海上实习任务，一次是海洋系海洋气象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海上实习任务。后者历时15天，南起长江口、北至鸭绿江口，通过这次实习，不仅对“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的性能进行了一次综合性检验，也对专业队的能力进行了考验。

在气象实验室工作的老队员潘若琰依然记得他们第一次成功地把探空气球释放的高兴场景。“当时，我们有个口号——在陆上能做的试验，在船上也能做。我们释放了探空仪，成功获取了高空的气象资料，这在我国是第一次，也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提起当年的工作，老先生脸上写满喜悦和自豪。

对于年轻的专业队来说，出海调查时的晕船是他们最害怕而又经常遇到的事情。据老队员、已退休的化学系教师李继亮回忆，有一次出海正赶上风浪很大，他连续2天都在呕吐，到后来都开始吐胆汁了，好在这时候风停了。

在艰苦的条件下，队员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潘若琰属于24人中为数不多的晕船较轻的队员，工作之余他就承担起了照顾队友的责任。“有一次，我拿着饼干从前甲板走到后甲板，一个浪头打过来，我一下趴地上了，饼干也飞了出去。回到陆地上，刘龙太他们说，在船上你照顾我们，下船来我们照顾你。吃完饭，他们都抢着洗碗。”

在船上的日子，不仅专业队内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来自北海分局的船员们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生活工作在一条船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赶上修船，大家齐上阵，敲铁锈、刷油漆，忙的不亦乐乎，海上试验任务繁忙的时候，船员们也帮着专业队做一些像海水取样之类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6月20日，搭载着专业队员和实习学生的“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完成任务，回到青岛。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已经烧到山东海洋学院，走下船来，广大师生开始投入到批斗牛鬼蛇神、黑教授的运动中。

因不能出海从事海洋实习调查，专业队响应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尽职尽责，做好船的轮流值班、检修和实验仪器保养工作，以待时机，再次出海。

“文革”期间，专业队和“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还承担了三次接待外宾的任务，一是1966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乘船游览了青岛前海海域，一是1973年7月柬埔寨民主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宾努亲王和夫人，乘船观赏青岛风光。第三次是1974年接待了以佐佐木忠义为团长的日本海洋学家访华团。

当时，船上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按照在上海造船时上海的工资级别发放的，比青岛高一块儿，即“工资差”；另外，船上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生活补贴”，即“船岸差”。两项加起来，每月多拿17—18元左右。“‘文革’期间，也没有太多的出海任务，专业队就主动要求取消‘工资差’和‘船岸差’，当时的18块钱可不是小钱，但那时候人的觉悟就是那样，不想赚国家的一点儿便宜，也不想多拿一分钱。”柴心玉告诉记者。

他还给记者讲了两则小故事，正好与上面的示例相互印证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境界。化学实验室的队员郝恩良喜欢吸烟，有一次他打开舷窗倒烟灰时，不小心把烟灰缸掉海里了，自己又悄悄的买了一个换上。1966年6月在执行成山头东西定点连续调查时，一名学生不小心把海流计掉进了海里，学生竟执意下海去捞回来。

“文革”期间，师生忙于搞运动、闹革命，出海实习调查的任务也少，专业队的政治学习和行政活动归船舶办公室负责，业务工作由各系负责。时间久了，有的队员觉得找不到进取的方向，专业队已名存实亡，没有存在的意义。一度向学校提出了解散专业队的申请，但都不了了之。

1978年12月30日，根据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方毅的批示和国家海洋局《关于山东海洋学院改变归属的通知》，“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不再属于海洋局建制，正式移交山东海洋学院。

1979年1月，“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进行交接，建制划归学校后，专业队面临着是否有存在之必要的问题。当时，学校成立了由赫崇本教授任所长的海洋研究所，其下设海洋调查研究室，专业队大部分人员在此研究室工作，另有部分人员回到系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有的调任其他工作岗位。“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移交后，考虑到修船以及实际工作需要，学校决定由海洋调查研究室负责船上的实验室、附属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专业队从此正式解散。

从1964年正式组建，到1979年取消建制，“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专业队历时15年，不仅开启了我国海洋调查事业的新篇章，也培养了一批海洋事业的骨干力量，同时也增强了专业人员到第一线去的海洋意识，为今后更好地管理、使用海洋实习调查船积累了经验。

据队员李继亮介绍，“文革”后，专业队成员中先后有5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深造。“我和魏世雄、隋永年3个人去的美国，刘龙太去的日本，吴铭先去的加拿大。”言语间，老先生为专业队成员能在那个年代出国深造感到自豪。

后来，专业队员的职业发展也不错，王滋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徐家振任副校长、喻祖祥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刘龙太任校长办公室主任、郭田霖任总务长、潘若琰任研究生部部长，其他人员也都成长为教学、科研和业务战线上的教授、专家。

2014年是专业队成立50周年，在船舶中心的组织下，曾经的队友们又聚在了一起，当年建队时都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儿，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了。

专业队的24名队员，当天的活动只来了12人，有1人回老家耽搁了，2人身患疾病不能前来，4人已经离世，5人在外地。

去世的4人中，纪绪良的离开过于突然，队员们回想起来依然感叹不已。1982年4月，纪绪良随“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出海作业在东海绿华山锚地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上海第七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45岁。同年4月23日，山东海洋学院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24名队员中，柴心玉、李福荣、孙曰彦一直没有离开船，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东方红2”船的建造，并一直在船上工作到退休。其中，李福荣于1985年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组织的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这位见证两代“东方红”船诞生，并与他们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海大人，因生病没能参加当天的活动，现在养老院安度晚年。因为在海洋实习调查船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柴心玉于1976年-1989年被聘任为全国海洋调查船专业标准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孙曰彦曾代表学校两次赴南极考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辛勤工作、努力付出为学校和专业队增光添彩。

专业队的老朋友，陪伴他们战风斗浪、巡海阅洋的“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在“文革”之后，不仅担负着开展海洋调查、为祖国培养海洋科技人才的任务，而且还成为对外友好交流的使者。先后于1983年10月、1987年5月、1992年10月等多次访问日本。

1996年“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正式退役，该船安全运行30年，按船检要求证书期满，报废转卖。“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海洋实习调查船，它的诞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寄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山东海洋学院的普通师生；它的存在，是新中国一个历史时代的见证，也是一所大学咬定信念、坚韧不拔的写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50年后再聚首，昔日的老哥们、老同事依然亲密无间、开怀长谈。柴心玉说：“专业队解散以后，在校园里，队友偶尔相见，依然有说不完的话，离开时总觉得恋恋不舍。后来，大家相继退休，情谊更深，这份感情直到离世也不会淡化、消融。”

共同的事业追求，以及在专业队时的相互尊重、信任、团结和包容铸就了他们之间这份深厚的情谊。如潘若琰所说，“这是一辈子的念想，不能忘，也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