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大园里的三代遗传学人

方宗熙（中）和学生在一起

包振民（右一）和学生在一起

我回忆起在先生身边的一些往事，心中总不免涌起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1982 年春天，我申请来到方先生的海洋生物遗传学教研室做毕业论文设计，之所以选择方先生的实验室做毕业论文，一是因为在遗传学课上聆听了方先生的授课，二是读了方先生编著的《细胞遗传学》，这使我对方先生的学识充满敬仰，并对遗传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遗传学研究——海带配子体发育条件的研究，由方先生的助手欧毓麟老师指导。

记得一天中午大家都去吃午饭了，我因实验尚未结束还没有离开，出差归来的方先生来到了实验室，他看了看我，问道：“怎么还不吃饭，在做什么呀？”我告诉方先生在做的实验，“那我看看。”方先生走过来，用显微镜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并告诉我如何区分海带雌配子体和雄配子体，如何观察配子体的发育情况。

当听到我在用2-4D处理海带配子体以促进其生长发育的实验时，方先生又问：“你知道还有哪些生化试剂可以有相似的效果吗？”当时除了2-4D，我只知道赤霉素似乎有相同的作用。方先生笑了笑，认真地说：“做学术研究，要广泛地查阅资料，看看国内外其他人都在这个方向上已开展了哪些工作。不仅在海藻上做了哪些，还要查在其他植物上做了哪些，甚至在动物上是否有类似的研究。比较实验方法和结果后得出结论，看看有没有可质疑的地方，再对照自己的研究，确定研究目标和改进的地方。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吸收他人的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也避免重复，科学研究只有第一，可没有第二啊。”

能得到方先生的亲自指点，我非常激动和兴奋，心想以后一定要到方先生的实验室做海洋生物遗传学研究。多年以后，我慢慢领悟到，方先生的话是对我进行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道德的启蒙。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到其他实验室做了一年多。由于心底对遗传研究的强烈愿望，我又回到了方先生的教研室——海洋生物遗传研究室。当时刚刚从“文革”十年浩劫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家意气风发、精神饱满，充满了迎接科学春天的激情。

那时，方先生年已七旬，不仅担任着山东海洋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侨联委员等，并在多个学术团体担当领导职务，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常常见他风尘仆仆的身影。那时出差基本上是乘坐火车，对一个年已七旬的老人来说，已是超负荷运转，但方先生总是精神抖擞，回校后不是忙着布置科研，就是指导研究生和年青教师的学习和教研。

为了开阔我们的眼界，快速提升年轻人的学术水平，他利用各种机会推荐大家到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单位和高校进修学习，或请专家来校讲课。方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常常组织教研室老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讲评，记得每次最后，方先生都要亲自上讲台，给大家进行教学示范并对重要概念进行详尽解释。

记得1985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到先生家帮他誊抄文稿。中午时，方先生说为了节省时间午饭简单一些，昨天剩的饺子我们一起热热吃。一面吃着饭，方先生一面和我谈起我的研究重点和成长方向。至今方先生那亲切的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们实验室不仅要做海带、紫菜的遗传育种，将来也要开展海洋动物的遗传育种研究，希望你多往海洋动物育种的方向努力，要瞄着国家和产业的发展需求开展工作。三十岁前，你把时间每三年分成一段，每段确定一个学习和工作的目标，努力去实现它，等你三十岁时就真正三十而立了。”先生还说要只争朝夕，当时他还有三本书的写作计划。

听了方先生的话我心潮起伏，先生已是著述等身、功成名就，竟还这么勤奋。后来才知道，病魔此时已开始侵入先生的身体，先生常常感到身体的疲惫和疼痛。但先生就是这样的生活简朴，勤奋努力，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甘为孺子牛就是方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5年4月，先生病倒了。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惶恐，很久都不愿相信，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大家感觉很无助和无奈，一时手足无措。先生入住了青岛山大医院，我们不知做些什么能为老师驱除病魔和减轻病痛，只能争着去病房为老师陪床，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病魔肆虐，先生的病痛越来越严重，他常常疼得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但仍强忍病痛，在我们面前尽可能不呻吟，以免令我们不安。陪床时，除了一些简单的协助，先生让我坐下休息不用总看着，说他自己可以看着吊瓶的进度。又叮嘱我下次来带本书，空闲时间可以看看书，不要浪费时间。

此时此刻，我被老师高尚的人品和对后辈的关爱之情所感动，同时也为自己不能给老师做些什么而深感不安和愧疚。先生离我们而去了，然而先生的人品、师德、学识和对科学执着的追求将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先生对我的教诲与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当时和以后的人生。惭愧的是我没能像方先生要求的那样三十而立，但欣慰的是，我按照方先生的指引从事了海洋动物的遗传育种研究，为海洋产业的发展贡献了微薄之力。

忆先生，泪盈眶。透过泪水，我仿佛又看到了方先生高大、伟岸的身影；又迎住了他那睿智、慈祥的目光；依稀再次听到了他的言简意赅、使人奋进的话语。谆谆教诲、切切关爱，一幕幕地重现眼前……往事悠悠，感激不尽，思念无限，难以尽说。

胡晓丽（右一）和学生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在包老师实验室开始了五年的研究生学习，研究方向是扇贝抗逆的分子机制解析。当时海洋生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刚刚兴起不久，许多技术手段我们都要从头学。第一步实验我就遇到了困难——不能提取到扇贝组织的高质量RNA。

时间一长我就很担心和沮丧，但只要我们在认真做实验，包老师从来不为长期没有进展批评我们，而是经常找我们讨论实验细节，提醒说：“做实验的时候对每个步骤都要仔细琢磨其中的原理，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老在一两个方法上重复，要多查阅文献，同时对比几种方法看看，这样节约时间。”他还激励我们说：“越是前期的实验越要做扎实，要大胆尝试和改进，不要想着这是屡战屡败，要看成是屡败屡战，这是好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最终建立了贝类高质量RNA的提取方法，为后续的基因表达和功能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也增强了我完成学位论文以及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克服困难的信心。

虽然水产领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起步晚，但包老师一直要求我们要关注模式生物的研究进展，尽快追赶上。毕业前的几个月，论文内容基本完成，但我还想看看一些重要基因在蛋白质水平的表达规律，而我们当时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预示着更多的精力花费，而且毕业前不一定有结果。但让我开心的是，跟包老师汇报后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不但同意我做实验，而且还邀请专家来亲自指导，最终我在毕业前顺利完成了蛋白表达、抗体制备、免疫组化等实验。

除了在科研上的指导，包老师也关心我们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细节。我们做贝类遗传育种研究，要经常与养殖企业打交道。在讨论完养殖场实验安排之后，包老师总是嘱咐我们要多替别人考虑，不要为了自己的实验给养殖场添麻烦，在现场要多思考如何既完成科研任务又不耽误场里生产。每次假期前，他都叮嘱我们要多陪陪父母，出门报平安，感觉就像是自己家里的长辈，令人崇敬又亲切。

我是工作多年后转专业考取了包老师的研究生，有幸在人生转折期遇到了这么好的老师，而且毕业后继续留在团队工作，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贝类遗传和育种研究，内心充满感激，也对为人师表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包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

王师（中）和学生在一起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登贵在少年时。”这是包振民对学生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在教学中，他倡导的是“穷理、极致、执着、精美”的治学品质。

包老师经常说“好奇是最好的向导。”从小时候在海边玩耍，到高中时读科学杂志；从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海洋生物学专业，到留校攻读研究生；从研究紫菜、对虾到研究贝类。好奇心、对海洋生物强烈的兴趣，是驱动他从事海洋生物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

“我跟着包老师学习的时候，他的日常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但无论多忙，他都坚持带我们到一线去，到条件艰苦的海水养殖场进行实地学习和调研。”包老师经常和学生连续几昼夜进行试验，尤其是在海洋生物的繁殖季节，为了研究生物的胚胎发育，他曾经连续三到五天在实验室里“连轴转”。然而，这在包老师看来并不觉得辛苦，甚至是习以为常。他说，“科研绝不是辛苦的工作，而是有趣的事”，甚至“不认为是工作”。这种热忱及治学精神，让学生们受益终身。

刘平平（右）和王师在一起

2013年10月份，我来到包老师实验室，跟随王师老师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初到时，觉得王老师严厉、要求甚高，而且无法理解王老师的“工作狂”表现（节假日几乎无休或者休息甚少）。

在王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逐渐进入研究生角色，开始组学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研二下学期第一篇SCI发表时，为了一个小细节，王老师会和我通宵达旦地讨论研究，让我了解王老师的严厉及高要求始于对科研的无比严谨。在超长时间工作后王老师会提醒我多休息，而自己仍然继续工作。

经过第一篇文章的发表，我逐渐理解“兴趣驱动的科研”，也更加由衷地佩服王老师对科学研究最初简单的赤诚。我非常有幸进入包老师实验室，也很庆幸自己遇到了王师老师这么“有魅力”的导师，王老师是我科研路上的“偶像”。

来源 / 中国海洋大学报

策划 / 王淑芳 金松 孙丽君 

文字图片统筹 / 贾希望

编辑 / 高一凡